论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以晋东北部分县市为中心.docVIP

　　论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以晋东北部分县市为中心 　　抗战时期，社会教育作为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教育政策。实施这一政策的方法是以乡村村落为单位,以冬学、识字班、小先生制、黑板报和读报组等为组织形式,其目的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关于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以往研究过渡注重了对扫盲教育的研究，而忽视了社会教育与民众生产的互动关系。事实上，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识字扫盲教育，同时又在与边区生产的结合过程中，对民众传统劳动观念实现了改造，推动了边区生产的发展。本文以晋东北部分县市为中心，对社会教育与抗战时期边区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晋东北地区作为边区最早开辟的地区，民众多以农民为主，他们是边区生产和战时勤务的直接承担者，甚至是其子女也不得不因生活问题，而参与一定的劳动，从而也影响了民众对于边区社会教育开展的态度。费孝通先生在有关传统中国农民社会的论述中曾指出, 在一种匮乏的经济中, 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闲暇来学习。务农是中国人的主要职业。农民们在土地上的劳动耗费了他们的精力,劳动时间漫长而难熬,并且只能从中得到很少的收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希望有长期闲暇的。抗战初期，边区物资的匮乏，军队补给的短缺;相持阶段后，日伪对边区的疯狂扫荡更使边区生产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抗战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实行抗战教育政策的边区社会教育，在对广大民众进行智识启蒙的同时，如何与生产相结合是边区在开展社会教育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了能够切实解决根据地军民面临的生产生活困境，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然而边区面临着另一问题即民众对生产劳动的传统认识。由于世代生活在深山大沟里,长期与外界缺乏沟通,经济文化的落后,更是加重了民众的愚昧无知和思想保守，民众头脑中仍保留着传统的劳动观念，生产劳动是下贱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轻视劳动的观点尤为严重。不少民众对于儿童进行生产教育很是不理解，认为进行生产教育是两败俱伤，年小的孩子能生产什么还不是消费念书时间，念书也识不了字生产也学不了知识，就愿意让儿童在家帮忙做工。这些旧观念的存在，必然会成为提高民众劳动积极性的障碍，制约了边区生产教育的开展，以致影响边区生产运动的推动。更新边区广大民众的劳动观念，扫除民众对生产教育的质疑，也是社会教育在谋求与边区生产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另一深层问题。 　　二、社会教育与边区生产在实践中的结合 　　边区开展的社会教育立足于民众生产生活实际，通过设立各级社教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不脱产的教育，使民众在不耽误生产的条件下得到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谋求社教与边区生产的有机结合，以造就一大批既有民族觉悟，又掌握一定的抗战知识技能，同时又是生产能手的人。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召之能打仗，散之能生产。 　　晋东北地区开展社会教育工作中，社教组织者根据农村分散聚居的环境，使各种社教组织在教学时间和组织形式上，都适合边区民众生产活动的实际情况。首先，在时间设置上，掌握农村生产四时忙闲不一的实际规律，社教工对民众多是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灵活机动地开展教育实践，做到大忙不学，小忙少学，农闲多学，雨天、雪天集中学，晴天利用田间休息、午间休息和夜间休息时间学。在这方面上，较为典型的是繁峙县。繁峙各村在教育与生产结合中，一般采用集体与分散两种办法：集体教育多半用晚饭后很短的时间，排演有关生产内容的歌剧或秧歌舞，或利用街头吃饭的习惯，举行饭碗会议式的教育，内容多以政治和生产问题为主，识字教育较少;分散教育即拨工队的田野教育，常带报纸或者宣传品或日用百字文，休息时就进行学习。其次，在教学组织形式上，通过小先生制、巡回识字牌、地头教学等多种形式，由教师或干部等对民众实行巡回教学，多方迁就农民的生产时间，以方便边区民众学习的便利。 　　正如1941 年的《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所指出的：只是给人民群众以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要必须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社会教育与民众生产的结合，不单是通过时间和形式上的结合，解决民众学习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将生产相关知识等纳入社会教育中，实现教育与生产在实质上的结合。 　　在社教的教材编印上，适当增加浸种、施肥、防除病虫害等生产中所需的基本知识。农民是最讲现实的，因此进行教育的时候，一开始，一定要使他亲眼看到现实，才相信你的话，才能够接受，乐于接受，不然尽管你讲得天花乱坠，一切都等于纸上谈兵，毫无作用。边区的《生产课本》曾讲有关麦子不浸种容易生黑疸的问题。由于教员多未参与过生产，民众对其所教内容也颇为怀疑，认为编书的人，又没种过庄家，懂得什么治黑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