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学中的器物形象及其审美价值———重读王安忆的《长恨歌》.docVIP

　　谈文学中的器物形象及其审美价值———重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一、引言 　　王安忆的《长恨歌》自1995 年问世以来，屡获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也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誉，是当下文学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综合各家之言，笔者发现，《长恨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怀旧角度阐释作品。《长恨歌》发表之初，《钟山》杂志曾专程到上海召开了作品讨论会，而与会的评论家也大多将它看做是一部好看的怀旧小说。1996 年，罗岗撰文对《长恨歌》的怀旧主题进行了深度解析。二是从城市主题角度阐释作品。华霄颖把《长恨歌》置于上海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深入探索了上海市民文化尤其是弄堂文化对作品的影响。陈思和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则是刻意地为上海这座城市立像，她不但写出了这个城市的人格形象，也刻意写出了几代市民对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繁华梦的追寻。三是从女性叙事角度阐释作品。1998 年，南帆撰文提出《长恨歌》的城市是一个女性视域之中的城市，这种女性视域的运用使得小说同波澜壮阔的主流历史疏离了。 张浩指出《长恨歌》将城市从男性的文学传统中解放出来，用女性鉴赏的眼光描写了城市的种种趣味，以及女性对这个城市的感觉。四是从叙事学角度阐释作品。《长恨歌》独特的叙事技巧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南帆发现《长恨歌》的文本出现了某种奇异的特征: 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大量地填塞于人物动作的间隙。颜琳认为《长恨歌》是对传统小说成规和构成要素的又一次反叛。五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把王安忆与张爱玲进行对照。1996 年，《读书》杂志刊登了王德威的《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该文开启了国内张爱玲与王安忆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外还有论者从宗教文化、悲剧意识、人物塑造等多个方面解读作品，拓展了《长恨歌》的阐释空间。再一次细读文本，笔者发现，《长恨歌》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这就是器物的大量描写。据不完全统计，《长恨歌》涉及的器物数量不下20 种，大致可分为衣物、食品、用具三大类，有的贯穿全文，有的只在某一个阶段出现。王安忆曾说器物是小说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长恨歌》中，这些数量众多、频繁出现的器物究竟有什么意义? 它们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还是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内涵? 这些器物与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以及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本文拟从器物进入《长恨歌》，重点选择金条、服装、家居三个类型作为分析范例，尝试着从细微处打开一条通向文本深处的通道。 　　二、金条: 关乎小说的说服力熟读 　　《长恨歌》的读者不难发现，在王琦瑶波澜不惊的人生中，穿梭过很多人。有的转瞬即逝，仿佛过眼云烟; 有的短暂停留，然后不知去向; 有的来来去去，最终选择离开。掐指数去，唯有一盒金条，在王琦瑶的人生中静静地守护着，不离不弃，相伴左右，直到生命的终止。这一盒金条，在小说中无疑成了仅次于主人公王琦瑶的一个重要角色。金条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一部行将结束的时候，时间是1948 年。一个漆黑的夜晚，李主任将一个装有金条的木盒放在王琦瑶枕边，此后俩人再无聚首。带着这盒金条，王琦瑶走进了新时代。金条第二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二部快要结束的时候，时间是1965 年，与第一次出现，中间隔了快二十年的光阴。未婚的王琦瑶生下了来路不明的女儿，因为孩子出麻疹，手头紧，托人兑换了一次金条。金条第三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三部的第一章，时间是1977 年，与第二次出现，相隔又有十余年。这一次王琦瑶动用李主任留下的金条，并不是生活窘迫，而是为了购买衣物，追赶时尚。金条第四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三部的第二章，时间与上一次相隔不久。王琦瑶这一次兑换金条，原因是女儿的男友小林被大学录取，为了表示庆贺，她打算出钱让小林带女儿去杭州旅游。金条第五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三部的第四章，王琦瑶的故事行将结束，时间是1985 年。年过半百的王琦瑶为了留住比自己小一轮的男人，拿出装金条的雕花木盒，可老克腊并没有接受金条，而是选择逃走。金条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的结尾。这一回，金条要了王琦瑶的命。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一个叫长脚的年青男子潜入王琦瑶的卧室偷盗金条，被发现后，用手掐死了王琦瑶。作为物质形态的金条为什么在小说中贯穿始终? 它与王琦瑶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 它又是如何转化为小说叙事的内在肌理?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何谓小说的逻辑、情理与说服力。王安忆曾以小说中的生计为例，专门探讨过小说的逻辑、情理与说服力问题。她说: 小说中的生计问题，就是人何以为衣食? 讲到底，我靠什么生活? 听起来是个挺没意思的事情，艺术是谈精神价值的，生计算什么? 但事实上，生计的问题，就决定了小说的精神的内容。一个作家如果你不能把你的生计问题合理地向我解释清楚，你的所有的精神的追求，无论是落后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不能说服我，我无法相信你告诉我的。谢有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