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预算约束再解释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doc

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再解释：一种行为经济学视角 汤吉军(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摘 要：本文从行为经济学视野中的沉淀成本效应角度解释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行为，从而与新古典经济理性解释形成互补关系。这样，在软预算约束与公有产权结构，前后期投资不一致，以及政策性负担等有关经济解释的基础上，再次从决策者心理效用角度认识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软预算约束的影响，从而认为解决软预算约束根本在于克服决策者的沉淀成本效应。 关键词：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沉淀成本；行为经济学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型国有集团公司治理及评价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90080）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东北亚研究与东北振兴”创新基地的资助。 一、问题的提出 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1980）首创软预算约束概念，它是指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一旦收入无法抵补成本发生亏损，国家或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或提供其他补贴形式救助现象。之所以会向亏损企业伸出援助之手，是因为政府不愿意接受由于企业破产带来诸如失业等一系列不良的社会后果。这种软预算约束现象被解释为由于国家或政府的“父爱主义”偏好而给亏损企业的事后补贴，进而使许多学者认为，软预算约束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迪瓦特邦和马斯基（Dewatripon and Maskin，1995）和平新乔（1998）利用时间不一致概念扩展软预算约束概念，指出沉淀成本在软预算约束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为软预算约束机制做出基础性贡献。投入的初期资本都是沉淀的，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继续对亏损企业进行投资而不是对其破产清算是符合投资者的事后最优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软预算约束一般化为一个动态承诺问题。同样，在没有考虑战略博弈的情况下，林毅夫等（1997）将软预算约束归结为国有企业承担了政策性负担，所以造成软预算约束是理所应当的。 不管怎样，对于软预算约束研究往往基于新古典经济模型，显著特点是强调理性选择，采用向前看行为，认为机会成本对最优决策的重要性，忽略决策者向后看的决策行为。即使考虑沉淀成本，也仅仅考虑潜在或预期的沉淀成本，往往等价于资产专用性或不可逆投资概念，并没有看到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的影响。然而，由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产生的行为经济学，往往考虑心理模型对决策者的影响，分析影响行为的内外部因素，解释经济现象，以检验并修正先验理论，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其标志是心理学家卡尼曼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其成为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从而为我们研究经济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将人的心理分析融入经济研究中，尤其致力于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从而增强经济学的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力求通过政府决策者的心理效用分析，借助于沉淀成本效应概念重新解释软预算约束行为。从而发现，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政府决策者构成极大影响，从而造成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持续存在。在此基础上，为了避免软预算约束，需要克服沉淀成本效应，从而与新古典经济理性解释形成互补关系。 二、沉淀成本效应概念的解析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来说，人们在实施某项行动之前，会考虑其现在的和未来的成本和收益，不会考虑其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这一理论暗含两个假设前提：一个是人们的决策是理性的；另一个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是没有偏差的。 然而，心理学家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这些假设是错误的，因为人们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他们的预测也经常出错，此时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并不是一致，很容易出现投资错误，进而发生沉淀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往往与新古典经济理性模型预测不一致，人们在对未来做决策时，通常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成本和无法得到回收的沉淀成本，这一行为常常被称为沉淀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沉淀成本偏差（Sunk Cost Bias）或沉淀成本谬误（Fallacy of Sunk Cost）。它反映的是，一旦人们已经进行了资产、时间和精力等投资，他们往往倾向于继续追加投资，从而造成投资进一步升级。 沉淀成本是指一旦投资承诺之后无法得到补偿的那些投资成本损失，往往是事前机会成本与事后机会成本之差。其中，有很多因素影响投资成本的沉淀程度。 第一，资产专用性是产生沉淀成本重要原因。这些投资专用于给定的场址、企业或者产业，不能被用于其他企业或产业，有可能是沉淀成本最重要的来源。威廉姆森（2002）将资产专用性划分为：（1）设厂位置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若移作他用，厂址的生产价值就会下降；（2）物质资产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