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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行为（一） 福特PINTO车案例 60年代末，由于日本小型汽车的大量进口，美国汽车正在失去其市场份额。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LEE IACOCCA需要一款1971年样式的新车来迎接挑战。据报道，他要求福特公司在1971年生产出一款重量不超过2000磅，价格不高过2000美元的汽车。这意味着这一款汽车必须在25个月而不是通常的43个月内完成其设计与生产工作。这一款汽车就是后来的成型车PINl0。由于缩短了生产程序，直至样车生产出来后，PINl0车也没有参加汽车追尾撞击测试。虽然当时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尚未制定汽车追尾相撞时的防撞标准，但福特公司的工程师却知道汽车追尾撞击测试是一道标准的安全程序。该款汽车在成批投产后才参加了汽车追尾撞击测试，但却未能达到标准。这表明它低于同类汽车的工艺制造 水准。该车的不合理设计在于它的油箱位置，如果PINTO车以高于20英里的时速向前撞上另一辆车，它的油箱将会被车头保险杠的螺栓刺穿并引发起火，产生爆炸。福特公司对此作了研究并得出结论，如果在油箱与保险杠之间加装一个隔挡装置(成本约是6．65到11美元)，那么PINTO车在防止因追尾相撞而产生起火这一方面将与同类型汽车不相上下。但一个为公司进行成本——利润分析的小组就加装隔挡装置所需要的成本与因“意外”事故而死亡或受伤所需花费的诉讼成本进行了评估分析，其结论表明，不加装隔挡装置将比加装隔挡装置更节约成本。结果PINTO车从1971—1978年都没有进行改进。而福特公司既没有将PINTO车在追尾相撞时比其他车危险这一情况告知顾客，也没有将是否加装隔挡装置的选择权交给顾客。 仅1976一1977年间，PINTO车就发生了13起严重的迫尾相撞事故，数倍高于同类型车。事故原因查明后，福特公司接连被起诉，损失了大约5000万美元的巨额诉讼费用，大大超过了在PINT0车上因不加装隔挡装置而舍下的209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福特公司因为此事而在公众中形成的极坏形象。虽然如此，当PINTO车在1978年被工厂收回加装隔挡装置时，它依然保持着良好的销路。俄勒冈州出于安全考虑，在一个公众拍卖会上拍卖了一批PINTO车，该车价格依然达到了每辆1800美元。很明显，让顾客考虑更多的是交通工具的价格因素，而不是安全因素。 由于PINTO事件，福特公司遭到了多方的非议，福特公司前行政长官HARLEY COPP是一名从一开始就批评PINTO车的设计与生产的工程师。他离开了福特公司并发布其批评言论，而他的言论最终被RALPH NADER和其他人采纳。当然，福特公司及其工程师并非想要设计一款不安全的汽车。PINT0车在工艺制造水准上低于同类型车的原因也许是其被缩短的生产程序造成的。但在投产第一年后不对汽车的缺陷进行改进却是企业商业决策的结果。 福特人做错了吗?福特人有义务将自己知道但公众不知道的内幕公诸于众吗?如果有，谁来做?为什么要这样做? 检 举 我们知道，法人组织有不被侵犯的权利。这种权利就其本身而言由法人组织所享有，并最终在本质上由管理法人组织的人所享有。然而，组织内部的成员如工程师、装配工人等在道德上不允许作不道德的事，因此他们也许不会参与任何他们知道会产生危害的活动，包括生产对人产生危害的产品。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是否还有道德上的义务进一步制止危害的产生呢? 一般而言，人在力所能及或只付出微小代价的情况下，都有道德上的义务制止将会对人产生严重危害的事。随着所付代价的渐渐增大，履行该义务的可能性渐渐减小。当只有舍弃自己生命才能拯救他人生命时，我们可以不必这样做为拯救他人而舍弃自己生命的行为常常被认为是具有高尚美德的英雄行为。公司员工在制止该公司作出伤害他人的行为时应尽怎样的义务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引出了对“检举”这一名词看法。 检举的类型 检举是一个针对大多数不符合道德观点的行为的术语。有时，它指公司员工向董事会揭发某些员工或领导的不正当行为，如在开账户上作手脚，或进行少量或巨额的偷窃。有时也指学生之间相互讨论他们所看见的考试作弊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检举就是指向特定的人报告那些不正当的行为。因为这种检举行为或针对不正当行为的言论是出现在一个组织或系统的内部，因此称“内部检举”。通常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将是针对那些不正当行为的调查与处罚。在学校，学生赞同揭发那些在无人监考考试制度下的作弊行为，并将此视为一种义务。但在有人监考考试制度下，检举作弊只是一种可允许学生作的道德行为，但不必强求学生去做。同样的分析也用于工作中。 对性骚扰事件的报道有时也指揭发性骚扰者的行为，这常常是因为仅对他们进行口头谴责没有任何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不正当行为的指责就不是针对某个组织或系统，而是针对某个人。相对于会对一部分人或一个组织产生潜在或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