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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边界——一种基于平衡视角 　关键词: 隐私/隐私权/公法/私法 内容提要: 隐私权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学术界对隐私权的界定一直争论不断,但这并不能否定隐私权概念存在的价值。由于人们的隐私主张往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隐私权概念,所以,我们应该从多个维度来把握隐私权的边界。从隐私权的内涵来看,它体现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平衡;从隐私权不断扩张的范围来看,它体现着科技发展与人的伦理需求之间的平衡;从隐私权的保护来看,它体现了公法与私法的一种平衡。隐私权的本质体现了各种利益间的平衡。 一、 问题 隐私权是否有准确的边界,是否能够被准确定义?一个独立的隐私权概念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始终是隐私权研究中充满争辩的问题。 隐私权概念是由美国学者最早提出来的,已历经一百余年的学术讨论和法律实践,但即使是在美国学术界,对隐私权的定义至今仍然见仁见智,存在很多争论。[1]我国学术界引入隐私权概念比较晚,但很快就被社会接受了,而且也得到了司法实践的支持。虽然如此,学术界对隐私权的界定仍无法达成一致。有学者试图用列举的方式界定隐私权的内容,并为其开出一个范围非常详尽的菜单:(1)生理隐私; (2)心理隐私; (3)社会身份;(4)通讯秘密; (5)个人资料保护; (6)职业秘密领域交流的信息; (7)私人活动; (8)私人空间; (9)负载私人隐私的物品; (10)个人形象不受歪曲; (11)生活安宁; (12)自觉隐私。[2]但随着个人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这个菜单中的内容仍要被不断突破,而且这个菜单中的各个子项之间难免相互交错,甚至有可能存在冲突。基于此,另外一些学者试图从一般性的角度来揭示隐私权的内涵,但包罗万象的隐私内容往往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利益诉求,法律上是否存在一个特定的、连贯的、内涵一致的隐私权概念同样受到质疑。 笔者将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伦理需求、公法与私法的交汇等维度出发,以一种平衡的视角来审视隐私权的边界。 二、 隐私权的内涵———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平衡 学者们习惯于从私人空间、私人信息、私人事务等“私”的角度来审视隐私权的内涵,但隐私权的实质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一种平衡。社会公共生活与个人的私生活是人类两大基本生活领域,在这两大领域中,人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判然有别。在公共生活领域,人类需要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道德信念和道德责任,这是一种普遍性社会伦理类型。在个人的私生活领域,由于个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差异,所以彼此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理想和道德实践方式也互不相同。从根本上来看,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隐私保护的伦理基础,隐私权以社会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区分为原则,旨在合理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基础上,保障个体的私生活自由。 那么,如何界定隐私权的内涵?由于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边界存在模糊性,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平衡二者的关系。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利益、主体、空间等角度出发,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公众人物与普通人物、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等范畴加以界定,这样才能合理确定隐私权的内涵。 从利益角度来看,界定隐私权需要在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合理区分基础上,划定公共利益的边界。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其与“私人利益”又怎样区分?应该指出,公共利益的外延十分宽泛,几乎存在于所有的法律领域之中。从内容来看,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复杂的交错关系,准确界定公共利益非常困难。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3]所以,绝对准确的公共利益边界难以确定,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公共利益范畴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对隐私权界定的主要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判断公共利益的合理方法。目前学术界关于公共利益的争论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公共利益”由权力机关以“一事一议”的方式界定;第二种意见主张司法机关(法院)对“公共利益”的认定有最终审定权;第三种意见主张“公共利益”由立法机关以列举式方法予以界定。[4]笔者认为,对不同法律领域的公共利益,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界定。比如在土地法领域,由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涉及土地征收,社会矛盾非常突出,我国目前司法(法院)的权威性不足以承担这样的重要任务,所以,相关领域公共利益的界定应该由立法机关承担。但在隐私权问题上,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形千差万别,立法难以作出统一的规定,而司法裁判灵活性强的特点却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有关公共利益的界定应该由司法机关在具体审判实践中加以完善。 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界定隐私权需要在对公众人物与普通人物合理区分的基础上,对公众人物范畴作出界定,这是平衡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厘定二者边界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