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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时期苏维埃国家干部特权现象及其影响［摘 要］列宁时期，因为战争的需要，苏维埃国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官制，这种官制助长了苏维埃国家干部特权的滋长。领导干部高工资，住房特权化，国家机构臃肿，人员膨胀等等，官僚主义现象日益严重。列宁时期苏维埃国家干部的特权现象为此后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和考察列宁时期苏维埃国家干部的特权现象，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列宁时期；国家干部；特权现象；影响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３０－０２ 随着苏联官制的高度集权化，苏维埃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日趋严重，列宁时期成为苏联官僚特权之滥觞。 一、领导干部待遇特权化表现 国家工作人员的高待遇与群众生活状况的反差，直接影响了党同群众的关系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纯洁性。列宁时期领导干部特权现象表现如下： 领导干部的工资大大地超过了普通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贪污腐败之风严重。“按照革命前依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人员的工资不应该高于技术工人的普通工资。这个被布尔什维克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它夺取政权之后很快地褪色了。根据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７日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人民委员的薪水每个月５００卢布，如家中有无业成员的再加上１００卢布，这已不少了。列宁自己的薪水才达到５００卢布，或者高一些。１９１８年２月人民委员会决定解决资产阶级专家的高工资问题，要求薪水跟普通工人的工资一样。但这个方案人民委员会没有实行。物质状况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平衡的，对于大多数的工人来说，都没有获得利益。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领导干部越来越超出这个原则―干部的工资低于技术工人的工资。１９１８年―１９２０年各个领域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不止一次地增长。”［１］ １９１９年２月，国家为一些高级干部建立了隐蔽的疗养院，称作克里姆林宫的疗养院。短短几年时间里，党机关建立了相应的保健和休养场所，不仅机关自己可以享受，就连其父母和亲人也同样可以享受。［２］“克里姆林宫内设有内部食堂，这个内部食堂是在政府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后根据列宁的直接命令开办的。在这个食堂就餐的只是克里姆林宫的居民们，此外，还有少数住在克里姆林宫外的担任最高职务的人。饭菜所付的价钱是最低的，几乎是象征性的。在食堂旁边，还开办了一个克里姆林宫内部小卖部。少数人可以在那里无限量地得到各种紧缺食品。克里姆林宫的住房、取暖和照明等，都是免费供应的。许多人家都雇佣大批人，比如女清洁工、女炊事员、打扫房间的女佣人、餐厅女服务员。这些人的工资都由克里姆林宫管理局开支。克里姆林宫里还设有一家内部医院。这家医院的医疗水平很高，一般医院无法与之相比。那里经常有苏联医学泰斗、最好的专家巡诊、技术高超的医生和护士、有布置得优雅的单人病房，专门指派的护士护理，有普通医院和普通药方得不到的进口药品”［３］。 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的住房特权化。十月革命后苏维埃领导干部迅速组建了住房公社。这里除了行政服务机构外，还有图书馆－阅览室、音乐学校、幼儿园、浴室、食堂。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都居住在这里，如捷尔任斯基、布哈林、别尔津、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女儿等。能否居住在苏维埃楼要由官位等级来决定，有杰出才能的，也有“破格”居住到苏维埃楼的人。 领导干部的独户住宅和普通群众的公共住宅在人均居住面积和住宅的基础设施方面相距甚远。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领导干部的独户住宅是按照人口数量来分配房间的，一人占有一个房间，许多干部的住宅里连保姆（女仆）也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这还没有将辅助面积计算在内。而在１９１９年时列宁家的女仆就有自己的房间。阿利卢耶夫家的住宅面积为１００平方米，包括保姆在内共５口人，人均居住面积为２０平方米。而普通群众的公共住宅则是全家人共同占有一个房间，往往２－３代人生活在用床单或窗帘隔开的一小块地方，［４］从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住房公社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住房公社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住房公社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是由于生计困难而躲避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而对于普通群众来说，除了生计，更重要的是实现官方意识形态的目标。所以，一旦难关已过，领导干部就公然违背官方的宣传口径，迫不及待地搬出住房公社，投入舒适、宽敞的居住条件的怀抱。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普通群众，依然居住在不断组建的住房公社里；第二，同为住房公社，在战时艰苦的环境里，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已有着“质”的区别。前者居住在大宾馆，服务设施齐备，甚至一个人就占有几个房间。此外，还拥有大批的工作人员为其服务。而后者基本是几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