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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记者：李校长，您好！胡锦涛总书记在“7·23”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重申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我们应该如何深刻把握其所蕴涵的重大意义？ 李君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文革”十年内乱，不仅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党和国家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同时还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是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还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或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党和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敢地挺身而出，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党的路线破题，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党的政治路线；三是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在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基础上，提出干部“四化”标准，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组织路线。在此基础上，以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重点，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记者：我们党在实践中是怎么探索并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呢？ 李君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探索和开辟这条道路有两个起点：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二是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对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强调不够，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国农村区域广大、农民人口众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作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受到很多束缚；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生活贫困主要也体现在农民贫穷上。因此，农村的改革牵动全局，影响深远。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原有的农村经济，总体上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状态，农村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还不完全是现代社会化的生产力。而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我国的生产力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包括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种现代化的生产力，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艰苦奋斗逐步达到，也可以通过借鉴、利用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方式和经验来实现。因此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就提出：“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后来，他又提出要利用外资的问题，说：“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即在对外开放中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思路的创新意义和历史贡献，直到现在才被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但在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辅助手段。邓小平这个思路，首先就体现在四个经济特区的创办上。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决定将这四个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邓小平把这些特区看作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同时又看作是一个“基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地，培养人才的基地。实践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试验是成功的。因此，从实践上考察邓小平的探索过程，创办四个经济特区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主要有哪些？ 李君如：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历史特点。一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注意到，在农村改革起步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央决定把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即开始全面改革的时候，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深刻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科学结论，标志着我们的实践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一科学结论的鲜明特点，就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就要承认落后，不能重犯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错误。不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