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子·梁惠王下》中大小之辩看仁政思想.docVIP

从《孟子·梁惠王下》中大小之辩看仁政思想摘要：孟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在儒学发展史上，他是继孔子之后先秦儒家的最重要代表，被后世文人尊称为“亚圣”。在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战国时代，孟子站在儒家立场积极论争，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使早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的思想在政治方面突出的表现在他提出了仁政学说。仁政施予的对象是民众，孟子重视人民的力量，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本文将从《孟子· 梁惠王下》这一小篇章中关于大小之辩的文字来管中窥豹，一探孟子仁政思想的要义。 关键词：孟子；梁惠王；仁政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的思想主要是体现在社会交往上面，即“忠”、“恕”二字，也就是说，对待他人要以宽容为主，而为他人办事要尽己之力，也即是“尽心”。孟子把孔子的这一思想置换到政治的范畴，形成了他独特的“仁政”思想，这种思想的要旨在于重民思想，即统治者对待百姓要宽容，即“恕”；要为百姓尽己之力办实事，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即“忠”，从而实现“王政”。在《孟子· 梁惠王下》 中，这种思想得以充分的论证和展开，其中尤以一处关于“囿”的大小之辩最为精彩，下面我将就此展开，一窥孟子的“仁政”思想。 齐宣王问孟子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囿”即打猎的围场。孟子回答说古书中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感到不解，说果真如此的话，不是太大了吗？孟子说百姓还认为它小了呢。齐宣王更加迷惑了，抱怨说自己的“囿”才四十里地的方圆，怎么老百姓还嫌大了呢？孟子在这里以他敏锐的思维展开了具体而微的分析，使齐宣王认识到文王之“囿”虽然“方七十里”，但却是小的；而齐宣王之“囿”即使只有“方四十里”却非常大了。因为文王之”囿”，百姓是可以随意出入的，人们在那里打柴、捕猎，获取了生活资源，故而百姓觉得这个“囿”太小了，还不能充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齐宣王的“囿”虽然只有“方四十里”，比文王的小了将近一倍，但百姓却不允许进入，哪怕是杀死里面的一只麋鹿却要受到等同于杀人的罪行的处罚。这不但不能给百姓带来生活资源，反而极大的妨碍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令人战战兢兢，难以安生，故而是个极大的陷阱。 这一段文字实际上是前一个章节的延伸，而前一个章节就是著名的“与民同乐”的典故。在该典故中，孟子通过“独乐乐，不若与众乐乐”这一比拟来劝诫齐宣王要注重民生，以民为本，通过施行仁政来达到“王”的理想目标。 在孟子看来，周文王是施行仁政的楷模。当齐宣王向孟子请教什么是王政时，孟子回答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斩四者。”[1]即是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地时对百姓收税很少，治理讼狱也不牵连到犯人亲友，还照顾四种孤寡的社会弱势群体，使百姓安居乐业，人民不饥不寒，是施行仁政的典范。 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发现，孟子通过他的精妙的分析从人性、心理的角度进行的逻辑分析展示了施行仁政与不施行仁政，关注民生与不关注民生在同一件事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效果。国君如果不施行仁政，不关注民生的话，哪怕他的“囿”再大，百姓也会觉得小；而相反，国君如果不施行仁政，不关注民生，甚至施行暴政的话，哪怕他的“囿”再小，百姓也会觉得大。同样，如果国君与民同乐，与民同忧的话，百姓听到国君鼓乐就高兴；相反，国君如果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死活的话，百姓听到国君鼓乐就会感伤，甚至愤怒。而如果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话，即达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的状态，“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也即“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之所以从人性、心理的角度来分析，是因为他认为“人的志向是意气的主帅，意气是充满体内的力量。志向有了，意气就表现出来。”他在《孟子· 公孙丑》中回答公孙丑关于他所谓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有何差别时，说：“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2]又说：“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即是说志向专一的话，意气就会随之运动；意气专一，也会影响志向。也就是说志向与意气是决定与被决定的主客关系，但意气也会反过来对志向产生反作用。所以，如果百姓的生活受到国君的关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安居乐业的话，其意气必然就是朝向积极乐观的方向，从而实现“王政”。因为志向决定意气，而百姓的志向很明显主要体现在提高生活水平和安居乐业这两个方面。而相反，如果百姓的生活被国君漠视，甚至侵犯的话，人们的意气肯定就会向不好甚至是极端的方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