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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唯一重要工作是创新没有人可以永久地保持核心竞争力，必须不断地创新，持续地创新，以走在竞争对手前面。 人类在过去300年间所创造的财富、积累的知识，超过了此前七八千年的总和。是因为在17世纪时人类突然变得比以前聪明了？当然不是。原因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制度变革，让人类走入创新的时代。 政府不要染指创新 许多人常误以为发明即创新，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第一个作出了区分：发明是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而创新是新技术、新知识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对人类经济影响至深、至大的不是发明，而是创新。互联网是美国军方在二战时发明的，但直到1965年美国政府解密，互联网技术民用，才迎来了互联网新时代。 中国人智商非常高，几千年的历史上有着诸多发明，却没有一样创新。鲁迅在《电的利弊》中写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西班牙人到拉关运回黄金白银，郑和下西洋却运回了两头长得像麒麟的长颈鹿。中国古代没有用亏损和破产来惩罚墨守成规者的激励机制，而后者像一架无情的机器，如果你停止创新，甚至步伐慢一些，就会被淘汰。创新不仅跟政府无关，也跟国情无关，激励机制的缺乏决定了没有创新的动力和压力。 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创新的环境。从本质上来说，创新是自由思想的结晶，而且是一种偶然的结晶，它不是计划出来的，是不可预测的，是企业家在市场上不断摸索，经过了许多失败，走过了许多弯路之后才偶尔发现的。成功是因为运气好；而运气掌握在上帝手里，我们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高失败率决定了必须用利润、市场、收入、金钱、地位来回报勇于创新者。 任何计划的思维、任何确定性的方向指引都与创新精神格格不入。政府应该资助发明而不是染指创新，否则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光伏、高铁一塌糊涂的原因。现在日本电子业落后一个时代，因为日本通产省在20年前为日本企业筹划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时它认为未来电子工业发展的趋势是大屏幕高清晰电视，因此“指导”企业都挤进了这个行业。让政府来主导创新是一种毁灭性的行为。 创新者就是来搅局的 1亿年前，墨西哥半岛上的陨石坠落引起的沙尘暴挡住了阳光，导致地球温度下降，使植物灭绝，恐龙饿死，这才有了哺乳动物的机会，也才有了今天的人类。类似地，创新一定是破坏在先，才能够为新的产品和技术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 创新者就是来搅局的。沃尔玛之前零售业主流的商业模式是百货商店。我刚到美国念书时，正是沃尔玛疯狂扩张的时期，美国一些地区甚至要立法禁止沃尔玛进来，因为夫妻店、百货店全倒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就叫做毁灭性的创新。 创新只为获取超额利润。贪婪、趋利的冲动是创新的组成部分。超额利润从定价能力而来。传统企业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只会做成本，不会做价格。所以成本一提上来，大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定价权的背后是产品、服务、技术的趋同。要差异化就必须进行创新，才会有定价权。没有人可以永久地保持核心竞争力，必须不断地创新，持续地创新，以走在竞争对手前面。 创新靠人。现在有的企业呼唤“狼性”，但公司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人性，皮鞭之下的奴隶是不会思考创新的，创新一定是自由思想的结晶。血汗公司不可能培养出创新的技术骨干、创新的高管、创新的员工。凡是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对个人主观能动性要求比较高的公司，全都是人性化的公司，是对人尊重、人与人平等的公司。 “熊彼特悖论”有解 创新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如此重要，以至于每一家公司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系统性地进行创新，但由于创新的实质是个人的自由发挥，所以，用系统的方式来推进创新就等于窒息了创新，这就是创新的“熊彼特悖论”：大公司是创新的坟墓。如果由公司的战略规划部定出次年的创新计划，给出次年的研发预算，再给出相应的KPI，就不会有创新了。 众所周知，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太残酷了；而熊彼特作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热情歌颂者，却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人都错了。马克思没有看到创新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所产生的作用，资本家不必剥削工人也可以通过创新赚取利润。而熊彼特以为创新只有一种方式，没有看到创新本身也是可以创新的。2011年，我去甲骨文公司参观。作为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其创始人今天担忧的正是“熊彼特悖论”。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如何保持创新活力？甲骨文的摸索是用投资代替创新，用投资代替内部研发。与其每年几十亿美元砸下去，不如把这些钱作为一个投资公司，到外边去收购小型的创新公司。一支专业的投资团队搜寻与甲骨文的核心业务有可能发生关系的潜在对象，相当于将公司内部的研发外包，费用可能比以前还少。这部分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