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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 申不害，亦称申子，约公元前385～前337，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著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 郑国灭国之时，申不害年岁约在20—30岁之间。作为一个亡国之贱臣，申不害可能杂学诸说。因为在他之前的管子、李悝、慎到的学术理论中都有“术”的成份。因此有人根据申不害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痕迹，认为他是由道入法。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把他的思想仅归为道法两家。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其著作《申子》，已失传，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篇》 思想特点 （1）制“名”以“因”的法治思想 申不害说:“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 其名正则天下治。”这“尧之治”是治的一种典型, 它与“桀之治”相对立, 是申不害心目中好的典型。仅从他对这种治的赞赏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即他主观上也倾向于以“名”治国。他下面的话使我们进一步确信这个判断的正确。他说:“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 臣处其细, 以其名听之, 以其名视之, 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 而美恶自备; 衡设平无为, 而轻重自得。凡因之道,身与公无事, 无事而天下自极也。”这“圣人”大概就是“尧之治”中的治者, 就是尧之类的君王。不过,“圣人”是谁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要表达的治国之术。一个“贵”字表达了申不害的态度, 他那或为虚构的“尧之治”就是他所贵的名之治, 尽管这名也需要“正”。 “术”与法治 申不害认为术有害于法治, 主张法治的同时又言术。他主张法治，比如申子及与其同道的君王的术大致有深藏不露, 装聋作哑; 守弱处静; 不自操事; 循名责实; 明分职, 治不逾官; 独断; 使群臣“并进辐凑”, 防止“一臣专君”等内容。但是按照申不害制名以因的法治论说, 在法治下君主应出无为之地, 取无为之态度, 而他的术论却是有为之论。由此可见，申不害的法治论与其言术的思想主张二者是不相容的。两者的矛盾的产生是因为君主制度本身，即在法家服务的对象是君王的利益，与其所代表的国家的利益的不一致，同时也体现了申不害思想中的局限性。 谈申不害的静因无为之术 中国人很重视城府的修养，常常用城府很深来形容一个人非常具有心机。而申不害曾说：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就是阐述了城府的修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一个从政者而言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而对于从政者来说，自己的喜好很可能成为别人对自己攻击或者讨好的弱点，自己的喜好一旦被政敌所掌握的时候，很可能会因为这一点点的喜好而毁掉自己的政治生命。所以应该将自己的喜好、恶厌深深的藏起来。这样才能更好的封闭自己的弱点而不被政敌所利用。 总结 申不害所讲的术，客观上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产物。这种阴谋权术，不仅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其成效是比较差的。 * * （2）“任法”与无为的思想特点 申不害说:“圣君任法而不任知, 任数而不任说。”他所说的圣君就是为治“盖明法审令而已”的尧和“置法而不变”的黄帝之类的治者。而他所描述的这种已然状态首先是他在内心树立的一种标准, 一种充分反映了他的要求的标准。按照他的“因”之道, 君王治国就应当“任法而不任知”。名家学者曾指出行“因”道 对治者与法律关系的影响。《管子》中被郭沫若认定为名家作品的《心术》篇有言曰:“因也者, 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在治的活动中君和法都处于治的地位, 但按照“因”之道, 君这个能动的治者应当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 以已然存在的法律(物) 为治的根据。“以物为法”就是治“任法”, 就是不以治者的主观判断和出于心智的选择为治。治“不任知”并不是凭借什么权威剥夺君王为治的权力, 而是行“因”之道的结果。“名正法备, 则圣人无事。”不是反对君王用“知”, 而是在“名正法备”之后, 只要实行“因”之道, 治者便无须用“知”, 无事可做。 申不害认为:“镜设精无为, 而美恶自备; 衡设平无为, 而轻重自得。凡因之道, 身与公无事。”“无事”既是“因”之道的精神, 也是行此道的结果。因为“美恶”已“自备”,“轻重”已“自得”, 所以无须乎“事”。申不害还说:“张天地之纲, 用圣人之符, 则万物之情, 无所逃之矣。”既然“万物之情”已经“无所逃之”, 再用知当然是多余的。 申不害的思想受到慎到和老子思想的影响颇深，其无为思想就是对老子思想的批判的继承。他认为宇宙的本质是“静”，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该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申不害将术治的思想具体的进行了总结和阐述。其专门针对君主驭臣所用的静因无为之术，这也许可以被看作为是其思想中的结晶所在。充分的将术无常势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