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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黔东南民族山区耕地闲置问题探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位于云贵高原向东南边缘，面积30 337.1平方公里，人口444.62万人，少数民族人口364.01万人，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自治州。 耕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农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的黔东南民族山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是生存的依托。近年来，黔东南民族山区一些偏远，海拔高，土地贫瘠，水源不足，灌溉困难的耕地出现了闲置现象，甚至有的耕地已闲置多年，杂草丛生，这是十分令人费解的。 笔者调查发现黔东南民族山区耕地闲置是山区经济作出的被迫选择。耕地闲置涉及到民族山区的自然条件，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深层次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大致经历过了三次调整阶段： 一是农民私有制阶段。土地革命后，为巩固胜利成果，1950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该法规定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规定土地所有者有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的权利。1953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社（初级社），但土地所有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土地的农民私有制仍然维持。 二是集体所有制阶段。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社）成为农业合作化的主要形式，到1956年全国农村基本实现高级社。高级社的普及和推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随后的1958年，我国农村进入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为特征，即实行大规模和彻底的公有制。高级社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并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三是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制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1983年，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完整提出了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于1984年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废除了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大锅饭”，极大地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30多年来，农村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黔东南民族山区耕地闲置的原因 1.地理条件差，生产水平低 黔东南地势西高东低，最高海拔2 179米，最低海拔137米，境内山峦起伏，重崖叠峰，沟壑纵横，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年降水量1000—1600mm，日照时短，年均约1 200小时，且垂直地带性明显，自然地理条件恶劣。 山区山高林密，斜坡陡峻，山路崎岖，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业生产依靠传统牛耕马驮，肩挑背扛，有些地方甚至采用原始的锄耕和刀耕火种耕作方式，投入大，收成低。山区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分布广泛，土层薄，土壤贫瘠，生产水平低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虽然加大了对民族山区的扶贫开发力度，山区道路、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改善，但由于黔东南民族山区聚落分散，耕地零星，农业基础设施至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农业抵御自然风险能力仍很弱。在粮食基本自给的情况下，农民不愿再花更多的精力去从事投入大，风险多，收入低的耕地种植。 2.农村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劳动力短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城乡和地区间劳动收益差异和农村城镇化发展，民族山区青、壮年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或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是造成民族山区耕地闲置的重要原因。笔者在贵州省雷山县郎当村调查发现：郎当村耕地面积水田378.53亩，旱地199.744亩，耕地多为山地梯田。全村人口1040人，209户，有7个村民小组，下辖5个自然村。全村主要经济来源主要是种地、小规模产业和外出打工。种地已基本解决村里的粮食自给问题。产业主要有养鸡、养鸭、养羊、养鱼和葡萄种植，外出打工是目前郎当村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全村在外常年打工约70—80人，除自己消费外，每年可给村里汇入70多万元。季节性打工约200人左右，每年约给村里带来60多万元收入。外出打工多为青、壮年，约占总人口的30%左右，村中留下的都是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劳动力非常短缺。外出打工和从事小规模产业造成劳动力短缺是黔东南民族山区耕地闲置的重要原因。 3.耕地种植投入大，农产品价格低 黔东南民族山区耕地多为山地梯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耕地种植投入大，成本高，收益少是造成黔东南民族山区耕地闲置的另一重要原因。笔者对贵州省凯里市联巩村调查发现：该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家庭手工业——打铁，家家户户青、壮年均以打铁为生。每个青、壮年打铁平均月纯收入2500元左右，年收入达30000元。然而种田一个青、壮劳动力一年只能耕种10亩，一年两季，春夏季种水稻，秋冬季种油菜。由于耕地贫瘠，若风调雨顺，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