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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低收入群体促进江苏民营企业职工增收江苏作为在全国率先发展的省份，较早提出了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加快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收入群体是重点，尤其应该关注民营企业职工增收问题。 一、江苏民营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缓慢、水平偏低 民营企业（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江苏经济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职工人数占全省城镇就业人员近80%，私营企业注册户数131.3万户，连续12年居全国首位。近年来，江苏在促进民营企业构建合理的分配机制、实现职工增收方面采取了多项创新举措，收到一定效果，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职工收入增长缓慢，普遍缺少与效益挂钩的工资增长机制。近十年间，民营企业职工工资年均增长9.91%，明显低于同期全省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2.64%的水平。多数民营企业的工资分配由经营者单方决定，最低工资的强制增长代替了企业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一线职工收入低。 资本所得占企业收入比过高，管理层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以全省私人控股企业集团近三年的经济指标为例，其资产、利润和从业人员分别占全省私营工业企业总数的57.83%、42.14%和29.49%；三个年份的利润与劳动报酬的比例分别为1.73、1.19和1.36，利润与固定资产折旧一起形成的资本所得分别占企业总收入的68.7%、66.7%和69.5%。“十一五”期间，其资本与劳动所得的平均比值为68：32，劳资收益悬殊状况突出。企业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很大。 工资纠纷案件剧增，仲裁结果多以劳方胜诉。近年来，江苏劳动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翻了3.5倍，多数发生在民营企业，在案件内容中居第一位的是工资问题，通过仲裁解决的占很大部分，多数是以劳方胜诉，这表明多数情况下职工在劳资利益矛盾中处于弱势。 江苏民营企业收入分配不合理、职工工资偏低，不仅成为一段时期以来影响劳资关系和谐的焦点问题，而且成为实现全省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的一个“短板”，应引起政府、企业和学界的共同关注，认真研究解决。 二、制约江苏民营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的因素 民营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利润空间狭窄，难以持续支撑职工工资提高。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显示，江苏私营企业的劳动密集特征十分明显，总体上处于产业低端位置；而对分配公平系数的分析则显示，江苏私营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的程度呈收敛趋势。综合起来看，尽管江苏民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偏低，但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提高的空间已非常有限。相关的税费征收制度也没有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省财税部门虽然对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给予特殊优惠，但优惠范围太小，一些不合理行政性收费还在继续。 企业产权高度集中，收入分配权由经营者掌控。江苏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中，最大股东出资比例在50%以上的超过半数，其中有6家完全控股。在中小民营企业中，私人资本为主体的特征更为明显。以常州市为例，由私人控股的民营企业户数、从业人数和营业收入分别占全部企业的92.5%、81.1%和75%。抽样数据显示，这种资本集中趋势还在继续。“一股独大”的资本结构，导致民营企业投资者或经营者单方面决定工资的模式相当普遍。 政府调控手段有限，除了最低工资标准外，对民营企业职工工资分配几乎没有其他硬性约束措施。由于政府发布的工资指导线不具有强制性，职工在总体上处于弱势，不少民营企业经营者受利益驱动，采取柔性违法的策略，导致职工工资难以得到正常增长，最低工资的强制性增长成为一种常态。 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进受到制约，劳资共同决定工资分配的机制尚未建立。江苏多数民营企业还没有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已经推行的效果也很不平衡。其影响和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民营企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尤其是农民工尚未加入工会；不少企业的工会组织实际上依附于经营者，而一些经营者对工资协商有抵触情绪；部分工会主席的工资谈判能力不强；一些企业党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担心职工维权引发事端等。以上诸多因素抑制了工会推动工资协商职能的发挥，弱化了协商的效果。由于职工在工资分配中缺乏话语权，必然造成他们难以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 职工参与管理形式化现象普遍，难以有效维护职工利益。全省民营企业职代会建制率与公有制企业相比低12%，且成熟度更低；在公司制企业中，职代会还受到“新三会”的某些排斥，相当程度上被虚置化。在厂务公开方面，全省民营企业单独建制和通过区域、行业职代会覆盖的只占少数，不少民营企业的厂务公开实际是走形式，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员工素质偏低、职业技能差，限制了职工参与决定工资分配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职工参与决定工资分配的能力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议价能力，二是在企业内部参与决定工资分配的能力。在第一个环节中，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