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符号逻辑及中产阶级想象困境.docVIP

奢侈符号逻辑及中产阶级想象困境去年轰动一时的“郭美美事件”，如今渐已淡出公众视野。人们大抵都还记得事件的后果：“红十字会”陷入无以辩白的信任危机，而对于事件的起因———郭美美的微博炫富，往往已经反应漠然。这种态度，究竟是由于人们对于炫富现象司空见惯，还是对公信丧失更加痛心疾首？追溯起来，此事最初进入公众视野时，“炫富”本身也曾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奢侈品消费再次成为引人争议的话题。然而，媒体在追踪中往往采取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手法，轻易掠过作为表现形式的“炫富”，迅速将批判目光转向问题的实质———社会公信的危机。在我看来，人们如今的漠然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媒体这种批判姿态的后果。问题在于，轻易掠过现象本身，不对当代中国的奢侈品消费首先进行反思，我们能否真正获得对问题的深度理解？事实上，深度只有通过表面的具体性，才能表现自身。这样说，当然并非试图在“炫富”和社会公信危机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对应关系，而是要以“炫富”问题为基点，重新反省更为宽泛的奢侈品消费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连带关系。在这种意义上，“郭美美事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建这种批判性视野的契机。 一、奢侈的去道德化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最近几年屡屡发生的网络炫富事件，让“炫富”一词成为炙手可热的日常用语。2007年，它被列入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炫富”的流行当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奢侈品消费急剧增长的现状。今年1月，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公布的中国十年官方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达到126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28%，已成为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不难理解，正是这种奢侈品消费的狂热氛围，催生了“炫富”事件的屡屡发生。而此类事件之所以招致人们的道德反感，是因为他们很容易找到奢侈的对立面———贫穷。对于这种反感，郭美美曾如此回应：不是我炫富，是网友仇富。在我看来，这番强词夺理之言，恰恰道出了奢侈在当代道德生活中的位置。 一方面，如她所言，“仇富”确是当下世道人心的实情。毫无疑问，“仇富”正是贫富极端分化的产物，同时，它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炫富”的刺激。不过，“仇富”之“仇”，并不是单纯的怨恨，而是尼采所说的“羡憎交织”（resentment）。他把这种情感视为道德价值判断的起源。在当代中国，“仇富”情绪在引发社会伤害的同时，也暗中塑造了普通民众的个人价值：奢侈成为令人羡妒的美好生活。由此来看，以贫穷为立足点，并不足以彻底批判奢侈。如巴什拉（GastonBachelard）所言，认识论的障碍总是成对出现，若不改变批判方式，批判者与其对象会陷入同样的陷阱。奢侈/贫穷，炫富/仇富，这样的结构性关系，同样是我们反省当代中国奢侈品消费的认识论障碍。在我看来，只有重建理解奢侈的历史化视野，才能超越上述结构性认识的限度。而这也关系到对问题的另一方面的理解：奢侈是否有罪？是否像郭美美所言，是她的个人自由，别人无权干涉？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追溯奢侈去道德化的历史过程。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奢侈”在古代世界一向名声不佳。柏拉图将欲望区分为必需和非必需两种，奢侈作为非必需的欲望受到批评。他又以健康的城邦与奢侈的城邦对照，指责后者超出必需，贪恋享乐，引发战争。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将奢侈界定为一种柔弱，它消磨勇气，败坏美德。希腊时代之后，罗马人同样清醒地意识到，奢侈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人类欲望的破坏力量，必须加以约束，为此，他们设立了种类繁多的限奢法。这种态度，在中世纪神学家那里发展为更加严苛的道德律令，奢侈被看做贪婪和淫欲的恶德，受到激烈的抨击。然而，随着现代世界观的兴起，奢侈的负面道德形象逐渐得到扭转。按照贝里（ChristopherBerry）在《奢侈的概念》（1994）中的说法，这个概念经历了被蔑称为“政治性”的奢侈从过分道德化的舆论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这里的“政治性”的奢侈乃是非道德的奢侈，仅仅指示国家的经济繁荣。如他所言，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巴本尔（NicholasBarbon）在《论贸易》（1690）最早明确提出将奢侈去道德化的诉求，其出发点由其书名不难明白：奢侈有益于外贸，能够增加财富。这种诉求的核心乃是重估世俗生活的价值，“需要”与欲望合二为一，政治的使命不再是禁止而是促成欲望的满足。尽管巴本尔的主张在18世纪曾经引发对于奢侈问题的大辩论，但奢侈的正面道德形象最终由此逐渐确立起来。在这种意义上，如桑巴特的经济学论断，奢侈由于有益资本主义发展而得到肯定。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赦免了奢侈的道德罪责，使得它作为现代个人自由得到保护，作为国家经济动力受到鼓励。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所在。郭美美之所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炫富辩护，其内在根由也正在于此。 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