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问题探究.docVIP

当代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问题探究摘 要：在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转型时期，我国农民利益表达呈现出比较规范化、程序化的基本趋向，有序利益表达的格局逐步形成。但是，受自身主体性条件、国家制度供给和保障以及基层政府传统治理体制和方式的影响，越级和集体上访、群体性申诉、“庇护型”诉求表达等非制度化参与现象也很普遍。为此，应切实从利益表达的主体、客体、制度和载体等层面构筑起一个公平畅通的利益表达和博弈平台，引导、规范农民通过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合理的利益诉求，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制度化利益表达；规范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70-04 农民利益表达，从规范性、程序性的角度分析，主要包括制度化利益表达和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两种类型。制度化利益表达是一种有序的利益表达，是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利益表达客体提出利益要求，并以一定的方式努力实现其既定目的的行为或过程。相对于制度化利益表达而言，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指通过非正当或非法的方式所进行的利益诉求表达行为，它属于无序利益表达的范畴。二者的差异在于利益表达行为所依据的标准是否符合国家既有的法律、规章、条例以及所规定的程序等。现阶段，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时有发生，且有衍生和扩大的倾向。这些非制度化表达不通过正规的参与渠道，不遵守正式的参与规则，往往表现出动机的多层次性、组织的非程序性、行为的非理性、性质的复杂性以及后果的消极性等特点。如果任其滋生蔓延，势必侵蚀基层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威胁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严重阻碍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因生成原因的多样性而呈现出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其形成机理又如何，如何从战略和策略上去化解？这是本文研究的主题所在。 一、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基本表现形态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期，利益均等化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利益分化与重组日益加快。与之相伴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权利意识被不断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诉求、角逐和博弈日趋加剧。作为人口中占绝大部分的农民群体，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利益诉求是他们实现自身利益和维护合法权益的主要途径。但是，当在缺乏常态、畅通的表达途径或合理诉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农民就有可能采取非制度化甚至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第一，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近年来，农民通过信访渠道向国家机关表达诉求、反映问题中，出现了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两种违反《信访条例》的非程序化的参与和表达行为。公民上访从本质上说，是希望以更大的权力来纠正较小的权力。因此，公民在上访时有向更高权力靠近的潜在动力：惊动的权力级别越高，事情的解决就可能会越快。当上访者认为目的没有达到时，“越级上访”就成为不由自主的倾向。在不少农民看来，遥远、抽象的上级政府是好的，而身边、常接触的政府是差的甚至是坏的，这种心理倾向也导致了“越级上访”的可能性。特别是近年来农民群众认为基层信访解决不了问题，频频进省城或进京上访，反映他们的问题，这不但增加了参与的成本，而且加重了社会管理成本。“集体上访”是指不属于同一家庭的5名以上的上访人员，为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愿望而串连在一起，集体到党政机关或政府主管部门上访的活动。[1]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农民上访主要反映的是征地补偿、房屋拆迁和村干部的贪污腐化等问题，尤其是因征地拆迁、补偿问题引发的集体上访持续升温。有些集体上访专门选择重大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赴省、进京上访，以期引起领导重视，使问题得到解决。集体上访一旦形成，其规模较大、涉及面广、组织性强，如果处理不好，容易激化矛盾。 第二，群体性申诉。农民群体性申诉利益表达，主要表现为农村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近年来涌现出的诸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广东乌坎、江苏启东等规模较大影响广泛的群体维权事件。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来看，呈现了几个主要特征：一是从群体性事件的动因来看，出现了从“纠纷型”向”维权型”转变的发展趋势。据统计，“维权抗争型”事件占农村群体事件的90%以上。[2]“维权型”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其冲突诉求的直接对象是公共权力机关，其大多是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公共权力机关及其人员的侵害和剥夺而引起的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为。二是从群体性发生过程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从“临时纠合型”向“严密组织型”的转变趋势。“严密组织型”群体事件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明显的策划特征。从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农村群体性事件来看，尽管表面上仍是一种自发的群众性行为，但农民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了趋于组织化的行动要求。三是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来看，出现了“非直接利益冲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