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昆德拉的新作《无知》.docxVIP

流亡之梦与回归之幻——论昆德拉的新作《无知》许钧1999年，昆德拉用法语完成了被法国读书界称为“遗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无知》的创作。面对法国文学评论界的质疑和“语言疲劳”、“形式生硬”、“风格贫乏”等刺耳的批评，昆德拉把书稿交给了西班牙，并于2000年以西班牙语与广大读者见面。《无知》首印十万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强烈的反响和普遍的好评，从某种意义上以事实给法国文学评论界一次有力的回击。法语读者苦苦期待，直至2003年4月才盼来了法文本。坚持拓展小说可能性的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给读者是否带来了新的东西？他的叙述形式有否新的变化？他的写作风格是否有新的突破？翻开《无知》，读者便面临着一个带有怒气的发问：“你还在这儿干什么？”“你还在这儿干什么？”——《无知》就在这个并无恶意但也并不客气的提问中展开，由此生发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何处为家？并由此演绎出小说所探讨的回归主题。这一看似平常的主题，在昆德拉的笔下，却发聋振聩，令人耳目一新。昆德拉大胆开拓创新，采用复调、变奏、反讽等手法揭示了回归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而引发了对人之存在的深层次思考。一、流亡之梦从某种意义上说，昆德拉的《无知》是借主人公的遭遇，针对作者特殊的“身份”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拷问，也是对来自他人种种疑问甚至指责的一份作答，抑或是一种自辩。我们知道，昆德拉于1929年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良好的家庭教育、聪慧的天资，尤其是对艺术的向往为他打通了导向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在年轻时就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学尝试：写诗，写剧本，写小说，写评论，“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发展着自己”，以寻找他“自己的声音”，他“自己的风格”和他“自己”。在1967年，身为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昆德拉在会上率先讲真话，与一大批知识分子针对“现实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方方面面，呼吁国家的民主、改革、独立、自治。”昆德拉的激烈批判，招来的是被开除捷共党籍的结果，丢了在布拉格高级电影艺术学院的教职，甚至连文学创作的自由也被剥夺了。1975年，他离开了布拉格，流亡法国。在法国，昆德拉先是在法国西部的雷恩大学教授比较文学课，后来到了巴黎，一边创作，一边在巴黎高级研究学校授课。从他创作的作品看，昆德拉似乎人在法国，但却与故土有说不清、切不断的联系。他的小说、故事基本上都以故土为根。小说主人公的梦境也常常以此为背景，而且做的常是噩梦。《无知》中就有这样的描述：自流亡生活的最初几周起，伊莱娜就常做一些奇怪的梦：人在飞机上，飞机改变航线，降落在一个陌生的机场；一些人身穿制服，全副武装，在舷梯下等着她；她额头上顿时渗出冷汗，认出那是一帮捷克警察。另一次，她正在法国的一座小城里闲逛，忽见一群奇怪的女人，每人手上端着一大杯啤酒向她奔来，用捷克语冲她说话，嬉笑中带着阴险的热忱。伊莱娜惊恐不已，发现自己竟然还在布拉格，她一声惊叫，醒了过来。梦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我们在此无意加以探讨。在此，我们所关心的，是昆德拉的《无知》中对流亡之梦的这段描述，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助于我们把握或阐释小说所涉及的回归主题。首先是“流亡之梦”的普遍性。在小说中，伊莱娜离开布拉格已经有几周时间了，但她却常常做着还没有逃脱故乡，人还在布拉格这样的噩梦，而且她丈夫马丁也常被这样的梦境困扰，似乎“凡流亡者，都会做这样的梦，所有的人，没有例外。”与《无知》的作者昆德拉经历相仿的兹维坦托多洛夫，在《失却家园的人》这部思考人类存在之命运的著作中，也在开篇给我们讲述了他类似的惊梦：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从梦中惊醒。虽然细节各异，梦境大致是相同的。我不在巴黎，而在故乡索菲亚；由于某种原因我回到了那里，咀嚼着重见旧友、亲人以及重返家园的快乐。接着，离别、返回巴黎的时刻来了，情况开始变糟。我已登上有轨电车，它应当载我驶向火车站（多年前，就是这列东方快车，带我从索菲亚启程，两天后，在四月的一个凄冷早上，将我投放在里昂站），就在这时，我发现车票不在口袋，大概落在了家里，可是，假如我回去拿票就会误车。或者，有轨电车遇到不知为何而闹事的人群，突然停下，乘客们纷纷下车，我也一样，我拎着一个沉重的手提箱，试图挤出一条路，但那是不可能的：人群牢不可破，那样淡漠，无法穿透。甚或，有轨电车到了车站，我已迟到，朝大门冲去；然而，刚刚跨过门槛，我发现这个车站只是个布景：另一边没有候车厅，没有乘客，没有铁轨，没有列车；不，我独自立在一个场景前，无边无际的是枯黄的草在风中折腰翻舞。或者，我乘坐由朋友驾驶的汽车从家里出发；由于时间紧迫，他决定抄近路；可是他走迷了，路越来越窄，越来越荒凉，直至消失在模糊不清的旷野中。比较托多洛夫和伊莱娜的梦，如托多洛夫所说，虽然细节各异，但梦境大致相同，这是“流亡者之梦”。确切地说，这是东欧流亡者的噩梦。小说中的伊莱娜如此，她的丈夫也如此；现实中的昆德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