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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攀比囚徒困境财税政策干预摘要：“幸福”美好生活的最终目标，作为社会性的动物，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们必然离不开社会比较。渗透在诸多领域的社会攀比作为一种普遍、甚至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对人们的幸福感知有较大的影响。试图将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模型引入社会攀比的效应分析，深入探讨社会攀比的困境模型，以论证税收公共政策干预效果。进而总结出社会攀比困境的财政财税政策干预措施，以期能为治理社会攀比提供一种新的政策思路。 关键词：社会攀比；囚徒困境；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62-03 一、社会攀比的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 社会攀比作为人类普遍的行为活动，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1954年Festinger在其文章《论社会比较》首次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他指出，团体中的个体都具有一种估价自己的驱动力，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标准的情况下，便会以他人作为比较的来源与尺度，通过对比来估价自己的态度、能力和反应的适宜性，以从中确定自我价值。在Festinger研究的基础上，Wheeler通过排序实验，表明被试者更愿意与那些比他们稍微优秀一点的人进行比较。1965年Adams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提出经典的公平理论。他认为人们不仅关心自己所得回报的绝对量，而且还希望了解自己所得回报的相对量，以确定是否公平。 我国对社会攀比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文献并不丰富，虽然近些年不断地增长，但我国有关攀比的文献总量仍旧较少，研究领域主要在经济领域，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等特殊群体，对概念的界定缺乏全面性。界定偏重于消极一面，习惯于直接把攀比归类于一种不健康的现象，而置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倾向。较少对社会攀比引发幸福悖论的机制进行研究。 二、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分析 （一）消费行为的聚焦错觉 凡勃伦发明了“炫耀性消费”一词来描述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费和地位之间的联系，荷诗创造了地位性商品的概念以强调相对社会地位的角色。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弗兰克进一步根据受他人行为影响的敏感程度，将人类的消费分为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两大类[1]。 显性消费即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和比较的消费，主要是商品的消费，如衣食住行商品的消费等，人在消费显性商品时，一般也会在与他人的消费比较中获得或好或坏的情绪体验，从而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隐性消费是指难以被货币化计价、衡量和比较的消费，私人领域的亲情、友情、健康、休闲、工作自主性、环境、交通等都属于隐性消费。隐性消费无法计价衡量的特性使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攀比。但隐性消费贴近内心的特性决定了其是幸福体验的重要方面，且大部分隐性消费具有边际幸福报酬递增的性质，成为幸福感产生的主要源泉。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但在对幸福的追求中，易被衡量和比较的显性消费被赋予了较高的权重，难以被货币话、商品化的隐形消费领域常被忽略，这种“聚焦幻觉”的存在促使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显性领域进行过度的追求，且由于显性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特性，使得收入、商品绝对量的递增与幸福感不变甚至下降的现象共存，形成幸福的悖论、催生社会攀比的消费观念及环境。 （二）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模型 显性消费的社会攀比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还在经济、社会领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次生效果。博弈论在多主体参与的活动中寻求优化策略的理论。在显性消费的社会攀比中，我们可以进行博弈分析如下： 首先，假设在不存在社会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假设甲乙两个体具有相同的幸福函数，都只是自身显性消费量x的函数。由于显性消费边际效用递减，设甲乙的幸福函数分别为： H1=-2（x1-8）2+16 H2=-2（x2-8）2+16 该函数图形的特点是先递增后递减，中间存在最大值。用福利经济学来解释这个函数所表示的情形为：在不存在社会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甲乙二人的最佳工作量均为8小时，并且都消费8单位的显性商品，从中获得16单位的幸福感。利用社会攀比矩阵表示后，模型中的（赶超，不赶超）策略所对应的（16，16）组合是最优博弈策略，即二人都获得最大量的幸福感。 当加入社会攀比后，甲乙二人各自的幸福函数都会因攀比和竞争因素的加入而改变。每个人的幸福函数不仅是其自身的显性消费量的函数，而且还是对方显性消费量的函数。由于存在社会攀比，二人显性消费量的差距成为了影响双方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甲乙二人的幸福函数分别变为： H1=-2（x1-8）2-4（x2-x1）+16 H2=-2（x2-8）2-4（x1-x2）+16 若甲首先对自身的现有消费量不满足，进行社会攀比，那么甲将根据自己新的幸福函数选择最优工作量9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