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正统观的现代反思.docVIP

儒家正统观的现代反思 摘 要：儒家正统观缘于史家撰史时纪年断限的要求，孕育出“正闰”之辨的正统学说。其文化渊源则上溯至中原诸夏的文化优越感，以及汉民族以自我为中心构筑的文化共同体。它以“民族正统”、“政治正统”和“文化正统”的形式得到体现，并在正统学说的发展中生发出观点各异的理论表述。明清易代和清末的社会剧变荡涤了儒家正统观的物质载体和政治基础，在与“四裔”渐行渐远的17世纪之后，儒家正统观不再具有确证“居正”、“合一”的现实意义。儒家正统观作为维系汉文化圈的精神纽带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更多以探索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存在。 关键词：儒家；正统观；现代反思；民族认同；汉文化圈 引 言 “正统”一说实乃中国传统学术一大文字，千年争讼不休。近世辛亥革命有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口号亦是借重于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正统”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否定传统的失落与积极求新的焦虑中走过了百年，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理解传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正统观”又是构建儒家思想的现实基础和重要的理论要素。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审视儒家“正统观”，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语境的定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儒家正统观的文化渊源及表征 儒家正统观自其诞生之初即与史学有莫大关联，并相互缠绕。饶漱石先生即言：“中国史学观念，表现在史学史之上，以‘正统’之论点，历代讨论，最为激烈。说者以为起于宋，似是而实非也。治史之务，原本《春秋》，以事系年，主宾昈分，而正闰之论遂起。欧公谓‘正统之说始于《春秋》之作’是矣。正统之确定，为编年之先务，故正统之义，与编年之书，息息相关，其故即在此也。”统纪之学正是史家撰史首要解决的问题，“纪元断限”的确定原则催生了“正闰”之辨，最终孕育出“正统”学说。后世裴松之所谓：“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就是从撰史的操作层面阐述了“纪年”的特殊意义。 1、儒家正统观的文化渊源 以统治者本人的道德水平和政权承运与否作为评价标准，史学“正统说”与儒家“正统说”遂生发出紧密的联系。一者在于，史学“正统”之一脉采用邹衍“五德运转”学说，计其年次、以定正闰为此派学说的现实依据，而“五德终始”的理论则最终造就了史学“正统说”的早期形态。王勃曾著《大唐千岁历》、王起亦有《五运图》极言李唐得正统之理，此派至宋初尚有宋痒《纪元通谱》承继其说，都是“五德运转”的后继之声。宋儒秉承着“疑古”的精神对“三统”、“五德”之说大加鞑伐，欧阳修即直言：“汉兴，诸儒既不明《春秋》正统之旨，又习秦世不经之说，乃欲尊汉而黜秦，无所依据，遂为三统五运之论，诋秦为闰而黜之。”这是宋儒明确反对“五德运转”之说的明证。同时，宋儒对前人“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的谶纬之说也不屑一顾，二者共同展现了宋儒“正统观”学说抛弃神学话语的价值倾向。神学话语的消散缘于“自秦、汉而下，丧乱相寻”的历史现实，儒家文人逐渐意识到“五德终始”的理论缺陷无法克服，他们转而倡导既符合真实历史、也对应于政治生态诉求的“正统”学说。其次则是中唐史学转型所引导的新型“正统”学说，“皇甫湜揭‘大一统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欧公继之，标‘居正’‘一统’二义。由是统之意义，由时间转为空间，渐离公羊之本旨。”上述即为“正统”学说之历史渊源，后世史学正统之论与儒家正统之说大致不出此二者。但“正统”说文化意义绝不局限于史学一门，更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具体的文化表征。 “正统观”是华夏民族文化中心意识和政治一统理念的延伸，它追求的是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唯一性和合法性。《史记·李斯传》和《史记·始皇本纪》即有“一统”一词：“会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有灶上骚除，是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正”是指朔正；“统，纪也。（《说文》）“一统”就是“正统”的最佳诠释，也是“正统”观念的实体化表现。但“正统”的观念并非始于秦，而是从上古时代就已经萌芽。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尚书》详尽记载了“四夷来王”、“四夷咸宾”的场景，虽是后人记述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尚书》所显露的中原民族在面对“四夷”时心理层面的优越感却是真实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更真实表达了中原民族对少数民族的隔阂心理，也闪现着朦胧的文化差别意识。“华夏”与“四夷”的称谓蕴涵着等级差别的内涵，“夏”即中原腹地是指今天的陕西、河北、河南、山西一带，包括山东、安徽的一部分地区。所谓“四夷”则是指分布在华夏族周围的其他少数民族，划分的原则是以华夏为中心、将四夷置于边缘，隐含着价值判断色彩。“夏”的本义就是“大”，《尔雅》即注：“诸夏，中国之诸侯也。夏，大也，言大于四夷也。”同时，华夏与四夷的区分也渗透着文化优越感的成分。在东周诸国中，楚与秦虽国力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