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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与法学介入一、前言医患关系是当前社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其涉及到每一个家庭，甚至牵连到每个个人。医患关系的紧张又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医疗纠纷的上升、医闹事件的频发，这不仅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伤害了医务工作者为人群服务的热情，削弱了医院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处理不好还将引起国人思维模式的紊乱、各阶层人群间的对立，从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医患关系紧张的成因固然有患方日益高涨的权益保障诉求，但中国式医闹的加剧还有社会各界的引导和干预的因素。为了改善医患关系、整顿医疗秩序，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寻求解决的方案，但至今没有根本进展，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医患关系的属性缺乏共识。目前，多数人认为医疗属于服务性行业，医患关系在法学上属于医疗服务关系，并由此提出并实施以合同法规范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侵权责任法处置医患纠纷。实践结果显示这种简单化的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医疗的环境，日益增多的医闹还是要靠多部门的行政干预。二、医疗行业的法学介入医患关系构建于医疗过程，医疗行业的特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了医患关系的属性。我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分析及对策》一文中介绍了医疗行业的特性，简单讲，其自然属性就是医务工作者在遵循“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减轻患者的病痛，促进愈合，减少不必要的死亡。其社会属性则是指医务工作者是在患方的要求下，应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对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医疗过程起始于患方感受到疾病对自身健康的损害或生命的威胁，进而到医疗机构寻求医方协助。所以人们常说医患双方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医学生誓词中则提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患的共同敌人是疾病，这是医患关系的真实写照。这里引申出对患者的健康权和生命权最早的侵权来自疾病，而且这种侵权具有隐匿性、不可知性和难以克服性。因此，不论是对医患关系的评价，还是对医疗过程中医方过错及其责任的评估都要考虑这一点。表面上，医疗过程中的医患双方似乎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法学界也将常态的医患法律关系描述为一种医疗合同关系，认为“医疗合同关系是基于当事人的缔约行为或急危患者前来就诊的法定事由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民法确认和调整契约性医疗服务关系的结果（陈一凡：医患关系法律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103页）。但我们注意到医疗的实质完全不同与一般的服务性行业。首先，医疗过程常常涉及的是不可知的疾病和患者无价的生命，而且在现实中医方对患方的任何推诿都可能于法律所不容，于人道所唾弃的。当认识到在这种复杂的医疗过程中只要患方受到伤害就要承担相对应的，甚至是与生命等价的赔偿时，又有谁来充当医患关系的医方当事人呢？其次，诊疗过程每一步都充满了风险，任何医疗措施都像一把双刃剑，给患者进行的诊治过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患者新的伤害。再说医务人员是人，由于主、客观的因素，不可能不犯一点过错，如果有过错就要对医疗风险和技术因素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又有谁会选择从事这个行业呢？第三，由于①医疗本身或多或少带有抵抗甚至逆反自然规律的性质，②医学是一门落后的学科，疾病存在多样性和不可知性，③医疗过程充满了主观性和经验性，加上④社会各界对医疗结果的评价标准的不同一。在医疗过程中医方尽心尽责的努力并不一定获得预期的结果，医疗过程中患方的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是医疗实践的常态。当然，医疗过程保留了挂号、付费、获得服务的外在形式，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医疗双方就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因为，实际上没有一家医疗机构可以拒绝患者的挂号就诊，紧急情况下不挂号也必须着手施救，所有诊疗费用均由国家定价，自然灾害时医疗救护队总是站在第一线。这些突显的是医疗的公益特性。而日常的收费只是医院自然生存（或者称为医疗运行体制）的一种形式。总之，这种在疾病的基础上、在患方的请求下、由医方主导进行的救助行为不能等同于人们常识中的服务。医疗过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医疗双方不可能建立一种平等的、公平的、双方同意的合同关系，更不能简单到用债务和债权加以规范。法学界需要考虑针对医疗服务的特性，创建一个专门的法律或条例，来规范和调整医患关系，而不是简单套用现存的合同法，如果用消费者保护条例来调整医学诊疗服务则更显示了对医疗特性的无知。三、医疗服务中的侵权责任医疗过程是复杂的，其中有特殊的诊疗服务，也有一般的辅助服务，诊疗服务又常常是一个多阶段性的工作，在这样复杂的服务过程中医方的错误发生率很高。这些错误有不同的性质，也有不同的后果。从发生原因分析，可以是医生或护士的人为因素，可以是试剂或材料的问题，也可能是管理不善的后果；从错误的性质看，有些属于技术或经验的不足，有些则属于责任性不强；从发生机率看，有的是无法预测或制止的，有些是做好了可能预防的，有些则是完全应该杜绝的。所以，以往人们常将这些错误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