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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与视角：电视娱乐化浪潮的多维解读与批判作者： 杨状振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来源：中华传媒网关键词： 电视娱乐化解读批判┊阅读：115次┊[摘要]：本文从社会动因、文化视野、心理维度、传播效果、产业经济等五个方面对电视娱乐化浪潮进行了审视与反思；认为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失调、文化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的竞逐、受众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的变革以及经济利益链条的合力打造与共享是当代中国电视娱乐化浪潮发生的深层原因；而电视娱乐化现象在传播效果上所引发的传统伦理世界的解构与建构，则是其在传播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必然结果。　　法国社会学者布尔迪厄认为，人类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各种“场”一样，被划分为了互不雷同的一个个区隔，每一个区隔都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和一个实力场域；在这个空间和场域内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关系”，为改变或保存实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每个场域都是一个战场。[1]作为现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媒介表现形态和大众艺术形式，电视无疑是社会结构各场域及其内部各种力量间斗争表现最集中的领域之一。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起，伴随着政治伦理型文化范式向商品经济型文化范式的整体过渡，中国社会各阶层间、各文化场域间发生了建国以来程度最深范围最广的一次裂变与重组活动。电视媒体的节目类型与传播观念也从这个时候起，开始打破单一的“家国同构”式理念束缚，从一元样态走向多样化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革新与探索之后，上世纪末以来，游戏娱乐和普众“选秀”类节目开始在电视荧屏上大量涌现，参差不齐的节目质量和缤纷多彩的选秀舞台在引发观众责难与称赞之声的同时，也在更为宽广的社会领域和文化层面揭开了社会各个场域不同力量间博弈现状的面纱。社会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失调、文化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的竞逐、受众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的变革以及产业链条的打造、经济利益的追逐在电视娱乐化浪潮的喷涌与潮替中一一呈现，而由此所引发的诸如传统伦理世界的解构与建构、社会文化语境的多样与净化、媒体传播形态的分化与聚合、舆论批评立场的激进与保守等问题也随之成为新的理论焦点。　　一、社会动因：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失调　　中国电视娱乐化浪潮的兴起与演进，同整个社会价值趋向的变化和文化观念的更迭密不可分。中国社会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民众原有的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改写。当自给自足的农业生存方式以急剧裂变的姿态，向现代工业性生活形态和市场经济体系加速前进的时候，整个社会工作的着力点和运动重心都聚集在了社会动力机制的转型与革新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行为与其利益之间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利益、收入、财富等不再是丑恶和禁忌的对象，而成为可以努力谋取的目标。相比以效率进步为主要衡量尺度的动力机制的建设来说，保持社会运转平稳均衡发展的平衡机制建设却被相应忽视与搁置，呈现出滞后甚至是缺失的状态。[2]二者间建设进程失调的结果导致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动力机制在恶性向度上的非正常发展，人们精神世界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价值观念的改变引发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逐，对物质利益的竞逐又进一步催生个人欲望的急剧膨胀。　　如果说，中国电视媒体的建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还处于对过极政治话语霸权和贵族传播姿态的纠偏状态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向动力机制的进一步倾斜，其重心则逐渐转移到了对经济利益的索求和对新传播方式的打造上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在对计划经济批判性的反思中，‘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人们不知不觉地用‘市场’置换了‘理性’，使其成了又一个新的神话。”[3]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影视艺术与新闻传媒领域，对现实与理想的深度阐释和坚守被对身体与欲望的快乐追逐和索求所取代，精神的沦为物质的、深度的沦为浅表的、集体的沦为个人的、精英的沦为市俗的，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和精英立场越来越多地让渡给各种各样的大众理论和娱乐实践。在远离了媒介传播一元化的时代之后，收视率和“注意力经济”自然结合。在混沌的话语场中，文化语境的异化和理论气场批判精神的缺失让电视媒体成为娱乐神话的最大制造者。　　2004年，以《超级女声》事件为标志，电视“选秀”活动开始席卷全国，原只限于电视荧屏的“娱乐旋风”也随之超越媒体自身搭建的舞台，越界侵入教育领域，演变为整个社会公众、尤其是全体青少年的集体事件。一方面，电视媒介建构的“一夜成名”神话和其所彰显的“平等精神”与广大青少年的心理需求达成默契，在媒介平台、市场逻辑和个人欲望的议程互动中，充满了魅惑之力的“选秀”景观被合力推向社会前台。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机制的失衡却又让文化和教育领域内部普遍缺乏应对“选秀”潮流袭来时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