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行为对我国西部FDI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pdfVIP

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引进FDI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一项重要 手段。但是，我国的FDI在区域分布上却呈现很大的差异，东部地区年均实 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到85％以上，而中部不到10％，西部仅占4％左右。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市场趋于饱和，但外商投资者仍然对其趋之若鹜；而 西部地区市场潜力广阔，却无人问津。为了改变西部引资严重落后的情况， 提高西部地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2000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迈出 了实质性步伐。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鼓励外 商向西部进行投资：对限制类和限定外商股权比例项目的设立条件和市场开 放程度，可比东部地区适当放宽：鼓励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 区再投资；外商投资比例超过25％的项目，视同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相应待 遇。除此之外，国家还加快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城 市基础设施和小城镇开发以及水利、生态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 经过几年的努力，似乎有理由相信，西部地区的引资水平应该能够上升 到一个新的台阶。但笔者通过对2000年后数据的分析，发现东部地区每年引 进的FDI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波动较小：而西部地区每年实际利用的外商 投资额基本保持水平状态，增长率间歇性的出现负值，其绝对值也是逐年递 减。为何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水平反而呈现恶化的趋势? 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联想到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可以帮 助我们来发现西部地区到底是哪个区位凶素严重制约了FDI的流入。笔者通 过整理有关我国FDI的实证研究，获得了过去研究中影响我国FDI的各种变 量，整体而言可以说已经包罗了与经济、社会因素相关的各个方面，但却发 现这些变量依然无法解释我国FDI区域分布强烈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独 特之处。也就是说，这些变量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对于西部引资现状的研究。 而通过对这些变量的仔细观察和比较，发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构的，它 地方政府行为对我国西部FD!影响的实证研究 们都是从FDI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选择的变量，换言之，这些变量只考虑了供 给因素，而忽略了需求因素。 我们知道，FDI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同样也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发 生作用的结果。我们结合FDI的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就可以确定FDI的流 量和分布。如果FDI是由供给主导的，例如对FDI的需求非常大，需求曲线 非常平缓而近乎一条直线的时候，那么忽略FDI需求因素就是成立的。如果 不是这样，需求因素不可忽略，甚至FDI是由需求主导，那么不考虑需求因 素就存在重大的不足，乃至对现实做出错误的理解和解释。所以，为了研究 FDI的需求因素，找到FDI的需求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由于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地方行政性分权式的改革，地方政府的 经济管理职能和权限不断增加，从而使地方政府有能力对多种因素产生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在指标考核机制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有利用FDI发展当地经 济的内在动力，因为FDI的流入与当地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就业等决定 本地政府官员政绩的指标密切相关，所以各级地方政府普遍利用手中掌握的 资源，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达到实现自己政 绩的目标。也就是说，在我国，对FDI产生大量需求的正是各级地方政府。 通过对“缺口理论’’和“区位优势理论”两大FDI需求理论的辩证分析， 认为“政府需求理论”更适合作为我国的FDI需求理论，更能解释我国FDI 区域分布的差异现象。首先，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的分权，使得地方政 府获得了相应范围内的自主决定权和自我利益，在此范围内，地方政府的“自 利’’就决定了它的行为。由于地方政府通过“放权让利”获得了利用外资审 批权，在GDP业绩指标驱动下，各地方政府竞相以税收、土地与贷款等优惠 措施吸引FDI，而这种FDI需求偏好是由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程度所 决定的。其次，我国政治体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即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 机制和政治集权。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 GDP的高增长，还要根据GDP等指标进行排名，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追 求有竞争力的GDP增长率，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 的标尺竞争”。而在中央政府诸多的外资优惠措施下，各地方政府又有巨大的 外资审批权，于是，吸引外资便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