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教在吉林省历史传播及发展特点.docVIP

论道教在吉林省历史传播及发展特点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已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其思想博大精深，哲理丰富，兼容并蓄。道教在吉林省的影响虽不及关内各省区，但在民族融合、文化传承、民众信仰等方面仍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通过考察道教在吉林的曲折发展，探究道教在吉林的历史传播与发展特点。 一、历史上的吉林道教 吉林与道教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的唐代，今集安市周边的中国高句丽遗址，可以看出道教文化兴起的遗存，反映出道教在高句丽有过盛传和广泛的影响。从遗址考察可知，五盔坟四号墓壁画，比较典型地表现了道教文化，壁画的主体部分绘“四神”，即在墓室的东壁绘青龙、西壁绘白虎、南壁绘朱雀、北壁绘玄武。四号墓四神衬地网状纹中的人物图像共10位，其中在五盔坟四号墓中绘有一个道士形象的人，身披绿色羽衣，左腿盘曲坐于莲花台上，右腿立起，一只手在地上画着一幅八卦图。在五盔坟五号墓、四号墓以及舞踊墓、三室墓、长川一号墓中，也绘有四海为主的图案，藻井上也有四神的图像。 在渤海国时，受唐朝道教思想的直接影响，东北的某些少数民族人士已经接受道教思想，而内地的道士也有云游东北者，开始在东北落脚建观，登坛说法。《新唐书·渤海传》载有“习见儒释道”的诗句。 契丹统治者从建国伊始就给予道教相当的地位，据《辽史》记载，神册三年（918）五月，辽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辽史》卷1），对儒学和佛、道二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东丹王耶律倍“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辽史》卷72）景宗第三子齐国王耶律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连接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契丹国志》卷14）辽圣宗对于道教、佛教，皆洞悉其旨。统和四年（986）十月，“以银鼠、青鼠及诸物赐京官、僧道、耆老”。（《辽史》卷11）辽兴宗“常夜宴，与刘四端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契丹国志》卷8）辽兴宗允许道士涉仕途，授其官爵。如“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 （《契丹国志》卷8）由于契丹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使道教在辽朝各地逐渐流传。辽朝京城与主要州城皆有道观，道观中有职业的道士，多为汉人，道教信徒也多为汉人。 金代道教兴于金熙宗天眷年间，盛于金章宗执政之时。金章宗本人就崇信道教，多次巡幸天长观，还在承安二年闰六月皇子洪辉病愈时，“衍庆宫做普天大醮七日”，（《金史》卷93）后又在泰和二年（1202）十二月皇子忒隣生满百日时，“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玄真观，宴于庆和殿”，（《金史》卷93）百官用天寿节礼仪，进酒庆贺。据史料载，在金熙宗天眷年间，新兴道教中太一教受到金熙宗的重视，金熙宗曾召见太一教创始人萧抱珍。其后“尤加礼敬，赏赉不赀”，当时，比较出名的道士有曹道清、张洞明等。 到元明两朝，道教一度中断其传播。清康熙三年（1664）又传入吉林，历史上能确指宫观旧址、修建年代、宫观规模者，康熙年间兴建的宫观约在10座以上，大多分布在八旗驻防地周边、驿站周边、汉人聚落周边，其中有榆树盟温驿站附近的关帝庙，吉林城内的城隍庙，额穆拉法驿站的关帝庙，伊通大孤山的青云观，舒兰城内的关帝庙，舒兰凤凰山上的朝阳宫，额穆老爷岭上的山神庙，永吉岔路河的关帝庙，苏瓦延驿站（双阳）附近的龙王庙，打牲乌拉城的关帝庙等等。自嘉庆朝后，由于吉林地方开始驰禁，流入的汉族人口逐年增加，农村聚落日渐增多，原有村落不断扩大，修建佛寺、道观之风大盛。咸丰十一年（1861）营口开港，东北解禁，关内各省区汉族人口自由流入。同治朝以后，修建的道观猛增，同治七年（1868）御赐舒兰凤凰山朝阳宫“俨疆保障”匾额一方。光绪十三年（1887）御赐通化关帝庙“龙沙昭佑”匾额一方。御赐玉皇山龙王庙“天池钟庆”匾额一方，城隍庙“神京翊卫”匾额一方。清朝帝王对道教的推崇，推动了吉林境内道教的传播，道教宫观香火兴旺，全省有道教宫观200座左右。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清政府倡办新式学堂，诏令各地寺庙宫观的地产交官府改做“学田地”，分配给新式学堂。这一政策虽未普遍推行，但吉林境内道教发展滞缓和宫观逐减的态势由此为发端。 民国政府从1915年至1930年间，陆续发布了《管理寺庙条例》、《道教丛林进行细则》、《监督寺庙条例》、《神祠存废标准》等文件，对道教的活动加以管理和限制。各县公署对本地的宫观管理相应地做了些具体规定。如农安县公署文教局发布文告：禁止供张仙、送生娘娘、财神、二郎神、齐天大圣、痘神、瘟神、玄坛、时迁、宋江、胡黄狐仙等，废除见善宫、东关龙王庙、苇子沟娘娘庙、圣水泉清云观、靠山屯火神庙、平安堡三官庙等。双阳县公署于1915年通令各宫观拥有的土地一律充作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