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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化探究中三大误区摘要：张红兵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文艺学界文化研究两大误区述评》的文章中指出文艺学界的文化研究存在两大误区。其一是缺乏冷静而理性的姿态，显得浮躁；其二是没有形成体系性的理论，实践成果不足。张先生的文章可能会引起许多文化研究者的共鸣，但是笔者质疑其“误区”的真伪，其对于“误区”的界定本身即是当前文化研究的“误区”之一。笔者认为，当前文化研究中存在三个误区：一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僭越，二是理论建构的迷狂，三是强行的学科化和体制化。这些误区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化研究发展的来龙去脉还不够清晰明了，文化研究所持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立场还没有被我们好好消化、吸收和运用。 关键词：文艺学界；文化研究；误区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92—05 一、对所谓“误区”的辨析 张红兵先生在《中国文艺学界文化研究两大误区述评》一文中指出：“首先，中国文艺学界的文化研究在发展中缺乏冷静而理性的姿态，显得浮躁。”“浮躁表现之一是研究姿态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当前中国文艺学界的文化研究既在各学科之间游走和飘荡，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又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研究对象，而难以恒定化。”“浮躁表现之二是对热门话题、文化热点的异乎寻常地倾情关注。”①作者在文中对于当前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有这样的描述：“理论的随意、对象的随意、言说的随意，让文化研究走向了无序的境地。”“这也形成了当前文化研究的随意化、碎片化和快餐化。”② 首先，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张先生认为文艺学界的文化研究之所以显得“浮躁”，其原因之一是文化研究在各个学科间游走，没有明确而恒定的研究对象，无法定位。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现实。但是，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界定，一直没有确定的版本，文化本身的无从定义使得文化研究本质上就缺少确定的研究核心和恒定的研究对象，这是它的天性，无法改变。这多少让在传统而严格的学科制度下精心培养出来的研究人员有种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迷茫感。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值得研究的东西都必然会有一个确定的对象、范畴、目标、方法，试图寻找其中固有规律和唯一答案是保存在这些研究者们头脑中的既定程序和他们孜孜以寻的目标。然而，对于想要逃避和突破这种相当严密和封闭的学科结构的人来说，文化研究无疑会让他们精神焕发、如鱼得水。因为这种缺乏明晰性和界定性的倾向使得文化研究者可以采取多种研究形式和方法，对于在不断变化和运动中的各类复杂文化现象和文本灵活机动地做出反应。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文化研究者们认为：“文化研究丝毫没有保证在各种既定语境内所追问之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没有保证如何回答那些问题；因此，没有任何方法论可以赋予特权，甚至也不可能完全可靠地和有把握地暂时加以运用，然而，也没有哪种方法论可以被立刻排除在外。”③文化研究的这种开放性和宽松性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于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理解：即现实自身的存在方式以及我们与现实联系的方式与其说是固定不变和遵循客观规律和真理的，还不如说是偶然的建构。这种偶然的建构与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权力系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研究不是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唯一模式，它也只是诸多话语中的一种而已。可以说，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反学科性和与生俱来的自我反思能力是它在当代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获得广泛认可和尊重的基础。 陶东风先生曾指出：“无论是西方还是就中国的情况看，文化研究的直接助产婆是大众文化的兴起。”④大众文化即流行的文化、广受欢迎的文化，是现代工业、电子技术和消费市场不断发展、成熟的产物，不论承认与否，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种普及的、日常的文化形态。对于大众文化中“热门话题、文化热点”的“关注”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传统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阿多诺对于流行音乐的解读，洛文塔尔对于流行文学和杂志的分析，赫松格对于肥皂剧的热衷都说明了他们在进行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时就充分注意到了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对于经济和政治的重要调节作用。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也是感受到了西方商业性大众文化，特别是美国的大众文化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冲击才开始了他们对于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以及其他的大众文化形式成为他们思考的来源和研究的对象。“与西方的情形类似，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也一直是以大众文化的兴起为直接动力，也以大众文化为研究中心。”⑤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性消费社会已基本形成，大众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蓬勃发展，是值得当代文化学者们继续耕耘的一块沃土。对于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中出现的热点问题的关注和考察是每一个文化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职业敏感性和职业素养，这样才能紧抓时代发展的脉搏，与时俱进。但文化研究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也不能随意丢弃。如英国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