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文化-从边缘颠覆主流走向主流瓦解.docVIP

恶搞文化:从边缘颠覆主流走向主流瓦解摘 要：本文通过早期恶搞现象与当下恶搞现象的对比，从文化角度分析恶搞文化的现实走向。认为，恶搞文化在恶搞主体、客体、恶搞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的现实路径为：前期发展阶段，边缘文化为了靠近主流文化采取迂回的方式颠覆主流文化；当下发展阶段，边缘文化突破主流文化的限制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的消解和主流文化局部自身的瓦解。 关键词：恶搞；恶搞文化；边缘文化；主流文化；江南Style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1-0053-02 目前，伴随出于不同目的的网络恶搞现象成风，恶搞文化大有再次升温之势。7月中旬由韩国“鸟叔”朴载相（Psy）演唱的歌曲MV“江南Style”爆红网络，自播出以来已成为响遍欧美，席卷全球的网络神曲。对于这种现象，人们表现出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糟蹋传统文化的行为，是在“拔文化的根”；有人认为这是艺术的再创作，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现象；也有人从文化本身考量，认为恶搞文化考验着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恶搞文化究竟如何，使得我们不得不关注其文化走向。 一、看胡戈们：边缘颠覆主流 2006年，网民胡戈将电影《无极》改编为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馒头血案”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全网上下最引人关注的词语。在胡戈大胆恶搞的带领下，中国“恶搞文化”登堂入室，掀起高潮。诸如《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大话西游》、《东方红》恶搞翻唱版等一系列恶搞作品的横空出世和恶搞之风的盛行，着实对当时恶搞文化的流行与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结归纳一下，其最大特点即：草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和反思、质疑和讽喻。 1.恶搞的主体大多数是草根、平民、社会底层，表现出浓郁的亚文化群体特征 首先，从参与恶搞的人群看，其创作者大都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1]。这个年龄段的人们的成长正处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深受多种文化、多重价值观的影响，自我意识浓重，而社会话语权不够，因此具有很深的主体矛盾性。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性张扬和自我表达，渴求标新立异和一朝成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恶搞文化被认为是青年文化的一种。其次，从恶搞主体的身份来看，其年龄和社会现实决定了他们尚处于一个上升发展且刚刚起步的阶段，属于社会底层，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和平民性。因为年龄不大，涉世未深，恶搞主体所从事的工作基本处于社会最基层或无业，人微言轻，影响力不大。而这群人对社会对生活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关注社会变化和自我完善，在二者的压力中寻找突破口的欲望强烈。恶搞无疑是某些处于夹缝中的呼声得到了合法渠道的宣泄。这种来自底层的呼声和青年文化一样归属于社会的亚文化范畴。早期的恶搞主体们正是这种亚文化的践行者，向往主流文化，却融入不了主流文化，最终以边缘文化的姿态游离于主流文化周边，对主流文化进行解构、颠覆、批判，体现出一种”游牧式主体性”和后现代精神。 2.恶搞的客体基本限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中的文化元素或符号 虽然恶搞文化声名鹤起，恶搞行为无处不在，恶搞作品比比皆是，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恶搞并具有价值意义，恶搞的客体有特殊指称。纵观早期恶搞作品，恶搞客体大致如下：一、艺术作品或知名人物，如名人、名著、名剧、名曲、名物等等。早期恶搞作品基本上都是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戏仿和反讽，而能更好体现主流文化思想的无疑是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或人物，如电影《无极》、红歌《东方红》、模范人物雷锋、女诗人赵丽华的诗歌、社会名流的照片等，利用对这些有利元素的颠覆、拼贴、移植、戏仿进行文化突围无疑选择了一条“终南捷径”，并且在冲击主流文化的效果上更具讽刺和荒诞意味。二、公众熟悉的人和事物，包括社会现象、社会群体、社会价值观念等。这类恶搞客体跳出了“出名”的局限，走向普通却熟悉的领域。它可以是芙蓉姐姐的S型身段，“我的爸爸叫李刚”的社会问题，也可以是对《新闻联播》的价值意义反思。究其原因，这种对源自文化经典或者熟悉事物凝聚下来的无形文化资产进行拼贴、移植、颠覆，更易于调动受者的兴趣而实现“注意力”经济[2]。 3.恶搞的方式一般是通过互文等手法对原文本进行解构和二次创作，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多元化的方法论特征 早期恶搞惯用戏仿、拼贴、移植、反讽、杂糅等手法，极尽后现代碎片化与荒诞化的风格特点。因此在具体的恶搞作品中，我们更多的体会到一种“最熟悉的陌生人”式的表达方式。通过对熟悉的人和事物的“陌生化”追求、反映、表现，使之产生幽默、讽刺的效果，最终达到创作者的目的。伴随这些手法的成功和一批恶搞者的成名，恶搞的方式得到最大化的普及，并且成为商家追逐利益的手段和焦点。 4.早期的恶搞作品大多建立在创作者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思基础之上，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