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不治之症或者医生焦虑症-.docVIP

患者不治之症或者医生焦虑症?自诞生之日起，电影这项年轻而伟大的第七艺术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都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分电影人和批评家眼中的重症病人。1925年苏联《真理报》对于《战舰波将金号》作出的其“标识着电影之死”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似乎颇令人不屑一顾，但此后关于电影已死抑或即将死亡的论断从未远离过电影批评界和理论界。特别是新近以大卫·丹比（David Denby）、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安德鲁·欧赫尔（Andrew OHehi）三位资深影评人于欧美主流媒体的集体发声，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和梳理关于电影死亡论的现状和历史。 最新一次的蓝色警报 9月14日，颇具影响力的《新共和周刊》同时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大卫·汤姆森的《美国电影还没死：他们快死了》（American Movies are Not Dead: They are Dying）、大卫·丹比的《好莱坞谋杀了电影？》（Has Hollywood Murdered the Movies?）又一次敲响宣告电影生命终结的警钟。大卫·汤姆森，这位活跃于《纽约时报》、《电影评论》和《沙龙》杂志的著名影评人同时也是纽约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以《公民凯恩》毫无新意的继续称霸今夏一系列的最佳电影评选榜单（除了个别情况下被《迷魂记》略微压住风头之外）为话题，疾声表达自己的焦虑：“是的，这部1941年的杰作的确无与伦比，但奥逊·威尔斯完成这部处女作时年仅25岁，现在那些25岁的导演们在哪里？”无疑作者眼中属于电影的黄金年代是早已成为历史，他甚至略带伤感的将此后岁月里的年度榜单评选、电影节和颁奖礼视作一次又一次为电影举行的葬礼。随后，他将这些症状的病源归结于电影人，宣称电影的死亡正是来自其创造者的自甘堕落。这种创作主体的分崩离析发端于他所谓的黄金时代的末期，那些最伟大的影人都跌入了对叙事真诚的背弃。戈达尔，因其“对类型、故事、表演、叙事和电影公众姿态的解构”中流露的对观众的轻蔑，被作者视作发出致命一击的元凶。此后，走出“银盐”时代的电影踏上了一条衰亡之路。 大卫·丹比的《好莱坞谋杀了电影？》则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聚焦于当下。他的主要忧虑来自于主流美国电影审美标准的畸变。在检视了诸如称霸票房但仅靠视觉炫技的动作片、蠢笨空洞的浪漫轻喜剧等一系列当代电影的症状的同时，丹比仍然充分肯定了当代好莱坞电影中仍有真正的价值存在，如马丁·斯科塞斯、大卫·芬奇、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等人都位列他的当代杰出影人名单。他的不满之一正是基于这些有艺术创造力的导演们并没有恰如其分的获得来自制片厂的慷慨支持，从而限制了他们对于自身潜力的发掘。作者的另一核心论点如同该文的副标题，即是否过于丰富复杂的科技手段反而导致了当代电影想象力的匮乏。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手段不断奉上愈加眼花缭乱的视觉奇观之时，难以掩盖的是叙事的懒惰、真诚的匮乏和文化的贫瘠。 两篇文章随即引起了西方电影批评界的广泛争论，而9月29日安德鲁·欧赫尔发表于《沙龙》的《电影文化已死？》一文则将这一波死亡诊断推向高潮。欧赫尔认为，相比于电影充满怀旧伤感的困顿，21世纪的电视剧无疑处于文化领先地位。是的，尽管观影人数存在下滑的趋势，但电影仍然存在于我们身边，那些粗制滥造的、特效驱动的影片仍然风靡全球利润丰厚。虽然今日电影摄制的便捷和低廉催生了全球新导演的不断涌现，但“电影文化”，至少从过去被公众理解的层面上说，已进入弥留之际。7、80年代令人津津乐道的美国知识分子式的冷峻尖锐在今日无疑已经从日常生活和主流美国大众影片甚至残存的理性文化中被剥夺，变得僵滞和枯竭。电影人和受众对于艺术电影和电影文化的冷漠遗忘令作者深感绝望。 至此，三位影评人发起的这一波“电影死亡论”中，创作主体、工业生态和大众心态无一不被诟病，电影特别是电影文化的死亡再次被确凿无疑地高声宣告。 一份冗长的病危通知单 回望电影死亡论的整个历史，我们会惊讶于这份病危通知单的冗长和悠久。无论你是否赞同预言家们的五花八门的诊断书，检视这份历史记录中的重要节点会让我们更好的思考电影艺术的发展轨迹。 1940年代，罗马尼亚电影人，同时也是字母派诗歌的创始人伊西多尔·伊苏（Isidore Isou）宣称电影已经患上了一种肥胖症，过于“丰富”和“肥硕”已经把电影逼到它自身的极限。伊苏甚至将电影比喻成油腻的猪，即将在肿胀充血的冲击下碎尸万段，而刽子手就是它自己。 1957年，特吕弗在《电影手册》上撰文称法国电影正在死于它自身的虚假传奇。尖锐的批评文章似乎过于具有攻击性，特吕弗因此被冠以“法国电影的掘墓人”的诨名，并被禁止参加次年的戛纳影展。稍晚些的50年代，美国编剧本·赫克特发表了他与传奇制片人大卫·欧·塞尔兹尼克的对话录，后者在对话中将好莱坞比作充斥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