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及高乃伊戏剧功用论比较.docVIP

李渔及高乃伊戏剧功用论比较摘 要： 李渔和高乃伊是17世纪中西戏剧界的艺术巨匠，在剧本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二人戏剧功用论的内涵都很丰富，然而迄今为止，学界仍少有对此作比较研究的内容。李渔和高乃伊对娱乐的理解虽不尽一致，但都持娱乐和教化归一的观点，认为戏剧要通过娱乐而发挥教育、风化作用，使观众在娱乐中受到教益。就如何实现寓教于乐的问题，李渔和高乃伊的观点也呈趋同之势。李渔和高乃伊的戏剧功用论是各自社会文化和艺术传统的产物，都带有自己民族、时代的鲜明烙印，但仍体现出共同的文心。 关键词： 李渔 高乃伊 戏剧功用 教益 娱乐 文心 中国明清之际的李渔与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高乃伊分别是17世纪中西剧坛的艺术大师，都具有深厚的戏剧艺术修养并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本国戏剧艺术的进一步成熟和戏剧理论跃上新的平台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李渔是中国古代戏剧史上不可多得的理论家、剧作家和导演“三位一体”式的奇才，而高乃伊则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人，欧洲戏剧史上的天才巨匠，他们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历史地位。西方戏剧，到高乃伊的时代已经历了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古罗马悲剧和喜剧、中世纪宗教剧、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几个阶段，而在中国，虽然正式意义上的戏剧出现得较迟，也自宋至明有着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其间出现过宋金杂剧、宋元南戏、元杂剧和明传奇等在戏曲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舞台艺术品种。可以说，到李渔和高乃伊时，中西戏剧都在文学创作和舞台表演两个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为这两位杰出的剧坛明星对本国戏剧实践在理论上予以总结和提升做了厚实的积蓄和铺垫。李渔和高乃伊都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攀登上了戏剧理论的制高点。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和“演习部”）和高乃伊“戏剧三论”已成为世界戏剧理论史上彪炳烜赫而又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作为对当时中西方戏剧活动的概括和总结，李渔和高乃伊的剧论虽是不同国度、民族戏剧观的反映，彼此也存在着许多本质性的区别，但仍体现出不少明显的相似之处。无论同、异，都折射出各自社会文化精神的特质。若将它们捉置一处予以考察，或许会有不少新的理论发现。他们的剧论都有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涉及戏剧的本质、创作、欣赏、批评的方方面面。从本领域的学术进展线索和当前动态来看，二人对于本体论、题材论、性格论、结构论、真实论等命题的建树较为引人瞩目，而关于他们戏剧功能论的探讨尤其是比较研究较为薄弱。故本文特拈取这一专题予以考察，以期通过比较而寻找中西方社会文化对各自戏剧理论的影响。 一、寓教益于娱乐：戏剧功用的总体阐释 就戏剧功用问题在两位戏剧理论家思想体系的位置和涵义来看，李渔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复杂的、多棱面的。他认为戏剧的功用反映在娱乐、传世两大层次上，就前一层次来说，又包括自娱、他娱（即编剧者和观剧人都享受到美感）两方面内容。相对而言，高乃伊关注的焦点比较单一，仅就戏剧与观众的关系谈戏剧的社会功用。尽管如此，戏剧的教育功用仍是两人理论结构中的汇合点和交接部位，也就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都注意到了戏剧是通过娱乐而达到教育、风化作用的，虽然对娱乐的理解略有不同，但对娱乐和教化密不可分的认识基本上是统一的，都主张在娱乐中达到教益目的。 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剧作家，李渔将“劝惩”人心提到剧本创作首要问题的高度，强调戏剧的娱乐功能和政治功能并不是对立的，应将娱乐和教化统一起来，在自娱和娱人的前提下，达到教育、风化的社会效应。他认为编写剧本的宗旨是“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将“文人之笔墨”与“武士之戈矛”并提，说两者乃“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并进一步阐析说：“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戒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避趋。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弥灾之具也。”在李渔那里，“点缀太平”和“有裨风教”已经水乳交融般地混溶在一起了。 李渔主张戏剧应坚持自古以来“扶风匡正”的传统理念，始终将内容方面的因素放在第一位。他在《香草亭传奇序》曾说一部剧作能否流传于后世主要取决于情、文和有裨风教三个要素，而虽“情、文具备而不轨乎正道，无益于劝惩，使观众哑然一笑而已者，亦终不传”。由此可知，他认为无论作品在艺术方面有多少可称之处，而只有具备了教益功用才能够娱乐、传世兼美，而且，“有裨风教”比情、文还重要。李渔关于戏剧功用的认识完全可以“寓教于乐”一语来概括。他认为，作为物态化存在的剧本以及所有戏剧表现手段都是为寓教于乐的宗旨服务的，也就是说，形式完全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也是为主题服务的，戏剧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有裨风教”，只有符合“寓教于乐”标准的作品才具备万古流传的价值。这是其整个戏剧理论的基石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