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英国对华传播地位生成.docVIP

晚清英国对华传播地位生成摘要：晚清时期。英国在中英信传播互动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学界对该期间的中英传播失衡问题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梳理了这种强势地位的生成过程，分析了相关原因。 关键词：晚清时期　英国　对华传播　强势地位 晚清时期，英国在中英信息传播互动关系中居于强势地位，而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学界对该期间的中英传播失衡问题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英国对华传播的影响是至为广泛的。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无不接受了在华英报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洗礼，无不运用从外报上所获得的这些新知识进行思考，以推进自己的救国事业。 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就已开始实行严厉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奉行“庶人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同时，由于工商业尚未发达，国人投资报业者少。在报上做广告者亦少，国人自办报刊难以盈利，有的出版不久便因资本告罄而无法维持下去。另外，社会上一般人往往将其等同于小说、闲书而轻薄之，父老且有以阅报为子弟戒。视为玩物丧志之一端。 与晚清的传播弱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发展迅速。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传播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报纸印刷的速度。使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进入大众化发展的新时期。报刊税(即所谓的知识税)的废止，推动了英国资产阶级新闻业的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政治的发展使政党政治和商业媒体之间的关系较以往更为紧密，并且相互渗透，以英国的殖民利益为指向的国际传播随之发展。到19世纪末期，英国已成为全球传播中心，并在中英之间的传播关系中明显占据强势地位。在晚清时期，英国的对华传播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英国的对华传播与宗教传播紧密交织。宗教组织是一类特殊的社会组织，有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宗旨、目标，其布道、传教(传播)活动也有着特殊的规律与要求。在特定情况下，宗教组织亦是不可忽视的国际传播主体。鸦片战争前，英国就在思考如何打破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抢占中国广大的市场。武力征服当然是经常考虑的一个必要手段，但那是需要条件和时机并非随时可付诸行动的：而思想征服则具有久远的意义，而且易于进行。当时情况下的良策就是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开展活动。对中国传教有着浓厚兴趣的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5年。进入19世纪后即具体讨论了派遣传教士来华问题。从马礼逊(Roberr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i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吉德(Samuel Kidd)到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以及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在华办报刊、办学校、建教堂。其来华之使命，是推广基督教，实现中国基督教化。但有些报刊主要刊载新闻。并以此相标榜。在传教士所办报刊的新闻栏里，来自英国等西方资本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消息最多，从议会召开到文化教育、工商业进展，都比较及时地报道给读者；同时，介绍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夸耀“西政”的进步与优越，企图将中国导入更合乎英国利益的轨道。 第二，英国的对华传播重视与传播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以达到自己的传播目的。19世纪英国传教士赴华传教办报时，一进人中华大地就感觉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强大存在。虽然在华英报所宣传的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是比封建文化思想要进步得多的意识形态，但这种宣传毕竟属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传播。于是其“附会儒学”。连语言文字表达等细节也要考虑中国人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笔者认为，程曼丽教授在其所著《国际传播学教程》中阐述的“二次编码”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二次编码就是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如果说语言转换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和浅层次的转换，那么文化对接就是一种深层次的转换，这涉及传播的针对性问题。一般来说，针对性越强。国际传播的效果就越能接近预期。 第三。英国的对华传播受众定位不断调整，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在华英报的重点受众定位，经历了一个由中国社会中下层向上层人士逐渐转化的过程。在鸦片战争前，英人所办中文报刊的宣传。都面向中下层人士。对上层官绅顾虑颇多，较少接触。编者正是根据读者中“富贵之人不多，而得闲少”的特点，要求稿子要写得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和清政府对外妥协政策开始有了清楚的认识。这就为英报转向争取中国上层受众准备了条件。1861年慈禧太后掌权后，《北华捷报》曾表示：“在这个特别关头，我们要比我们同中国发生联系的其他任何时期，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