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职业道德失衡及错位原因.docVIP

新闻职业道德失衡及错位原因“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这四句话道出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媒体权力被滥用将会导致的后果。60多年前，邹韬奋先生在《新闻记者当前的任务》中说：“现在都须彻底认识新闻记者所负责任的重大与工作的艰苦。知责任的重大，便不致糊涂过日子，要时时振作，时时警觉，时时求进步。知工作的艰苦，便不致一遇困难便心灰意冷、兴趣索然。”“知责任的重大”，这就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责任，一种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的责任。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通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对新闻工作者重要性的认识，表达对新闻工作社会责任的重视。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也在身体力行，守护着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职业道德。但是，近年来，有些新闻媒体、新闻工作者做出了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造成了新闻道德的失衡和错位。分析新闻职业道德失衡和错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传媒市场化的驱使，追求利润最大化、利益最大化 市场经济发展是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当新闻行业本身还没有建立成熟完善的行业规范和自律机制，这样的媒体行业在初次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和筛选的时候，为了获得市场和商业利益，赢得超常的收听率、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就会一味地迎合大众、取悦大众。 党的十四大确认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闻界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重新界定了我国新闻媒体的性质，赋予了新闻媒体双重属性，即“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截至目前，大部分新闻单位都还处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和媒体经营阶段之中。竞争机制的引入，实现了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转变，受众成了媒介的衣食父母。中国的媒体不可否认地进入了一个商业化运营的时代，追求经济利润和商业利益成为媒体维持基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商业化的运作带来了商业化的行为方式，如同企业的经营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一样。商业化媒体的最大目标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争取更多的受众，继而争取更多的财源。正是在这种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媒体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眼球经济”。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有一些媒体常常采用标新立异的手法引发争议和关注，通过损害公信力来赢得收听率、收视率和市场份额，甚至在经营中让广告虚假宣传，或以“新闻形式”进行广告宣传。怎样能抓住受众．媒体就会怎么去做，于是奇闻、丑闻、反常的新闻、轰动的新闻充斥于广播电视和报纸的版面中。不仅“娱乐化”，还“媚俗化”，甚至“色情化”，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对商业利益的过度追求使部分媒体置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于不顾，更将职业道德抛之脑后。 媒体的职业角色和党政权力的混同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新闻媒体被视为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发挥着重要的宣传职能。这样的媒体定位在特殊的年代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在新时期，这种职能无形中给原本应该是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披上了“权力”的外衣，记者也被赋予“无冕之王”。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后，由于整个新闻行业没有形成必要的职业规范约束机制，就客观上造成了那些缺乏职业操守的新闻记者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私利的机会。各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层出不穷：以辛苦费、劳务费、误餐费、交通费为名收受土特产、礼品、礼金、有价证券；以方便工作为由长期借用或变相接受被采访单位的车辆、房屋、通信工具等；以联络感情为由接受被采访单位的各种邀请；以开辟版面、专栏、节目、栏目等名义公开收费；以广告投入为由回报相关的报道内容；以批评、曝光为由暗示或逼迫回报；以帮朋友忙或友情出场名义参与商业性主持活动等。而事实上，《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对这类行为是明文禁止的，而《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同时，我国记者的管理机制和生存状况，也使得一些记者在面对新闻责任与现实生活的权衡时．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新浪网2003年推出的《媒体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国内记者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约57％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只有5％的人能够轻松应付。 我国媒体的新闻记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时政新闻记者，一类是社会新闻记者。前者在工作中必须遵守严格的制度规定，而后者在工作中则不得不受到编辑部、广告商、市场发行或收视率的压力。他们大多数人在现行的管理机制下承担大量的工作任务，其收入与发稿数量直接挂钩，这些没有归属感、肩负随时可能下岗的生存危机的记者，每天思考最多的是如何使出浑身解数多出稿、出重大新闻、出独家报道，为了追求最大化的“轰动性”、“可读性”，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从而违背了最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成为虚假新闻的制造者。生存状态的不安定，记者的职业流动性强等因素，使新闻从业人员心态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