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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筹资及大学权益诉求摘 要：1920-1927年间，北京大学校长在推进北京大学的发展中遭遇经费支绌的困境。校长运用个人的社会影响力拓展经济来源，充分挖掘社会资本，同时不断地通过“上呈文”与“辞职”等方式试图影响和制衡政府干扰教育的违法行为。期间，校长还得到了校内教职员及学生的支持与援助。虽因其努力推动北京大学的发展，但终究实力悬殊，难以维护北京大学的权益。 关键词：民国；校长；筹资；大学权益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6-0092-05 基金项目：浙江省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薪酬考察（1898-1949）”（12JCJY04YB）。 作者简介：薛国瑞（1986-），男，河北邢台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 引言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复辟闹剧惨淡收场后，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各路军阀争权夺利。北京大学的身份使其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作为国立大学，它拥有校长及教师等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足以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以避免军人政治之侵扰；但另一方面却因其经济问题——无法获得“自给自足”的经费，而不得不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致使其无法完全挣脱国家权力的统制。因而，在“军人干政”、中央财政不断被侵蚀、教育事业濒临破产的情况下，北京大学的领导者处于寻求经费支持与谋求独立发展的双重困境中，诚如北大校长蒋梦麟所言，“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尔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1]。由此，本文考察1920-1927年间北京大学校长的筹资问题，以期对其时大学校长在利用自身独特条件及摆脱科层控制的过程中如何谋求大学自主发展等问题有进一步认识。 一、“自力救济”的尝试：校长向社会募资 一所大学的成功往往与其校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校长在推行其教育理念时则须有经费的支撑。1919年8月9日，蔡元培回京执掌北京大学。他强调，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生应“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并提出北大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2]（P245）。为此，蔡元培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研究院”两方面入手，着力提高北京大学的研究水平。 可是，“五四”之后的国内局势较为混乱，各路军阀忙于内战，国家预算多用作军费。“据统计，这时北京政府的预算仅军费一项就占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占百分之一·二”[3]，拨付给北京大学的教育经费也更加短缺。1934年蒋梦麟在准备旅欧参观教育时回忆道：“北大经费在民八以前，北京国立各大学教育经费每月十六七万时，北大每月经费为六万元。俟民八以后，各大学经费增至念二万，北大经费亦增至七万二千，以后北平各大学增至三十六万，北大经费未再增加”[4]。“七万二”这个数目直至1924年仍未变更。而且，北京政府常以国库支绌为由不照预算发付。教师的工资也常常被拖欠，加之工资的70-80%以纸币支付，“这些纸币常常由于不能兑换而变得一文不值”[5]。 蔡元培深知，此时张作霖、曹锟等对他这个校长及北京大学深为不满，必然要在经费供给上增设各种限制。为此，他决定培植北大“自力救济”的能力，着手转变当下完全依赖政府的筹资方式，寻求社会团体的资助。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为发展北京大学科学研究事业筹集经费，他遍访欧美，参观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及大学，与各地教育相关官员及大学校长交流，沟通大学发展思路及经费事宜。1921年蔡元培赴美考察教育，在“经过纽约、费律特尔（Philadelphia）、波士顿、支加哥、温哥华”提及为北大图书馆募资时，华侨们“郡[都]极赞助”[2]（P420-422）。蔡元培对此深受感动，并认为，北大“非政府立的（Government），乃国立的（National），为何只向政府商量，而置全国人于不顾耶！”[6]（P361-362）。 校长新的筹款思路在提升北大“自力救济”能力上的效果逐步显现。其中，图书馆事业首先取得明显效果。1920-1922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平均每年增数都达万余册。而关于图书馆建设经费筹集数额，据考，1922年7月8日罗家伦纽约来函中介绍了美东募捐情况：“五月十四日晚间，在中华公所，由两梅君[廷献及纽约安良工商会会长梅宗尧]及同学会雷国能君演说，当场认定美金一千九百元，……次日分头捐得者又一千余元，……现在期望于纽约者在美金一万元以上”[2]（P538）。可惜的是，此时，由于政府积欠北大巨量经费，北大债务累累，图书馆建设最终搁浅[7]（P59）。 图书馆事业艰难开展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