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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部民法典 　　结合民法典起草历史来看，民法典的最终任务是要让普通民众真正拥有自己的权益，并懂得捍卫自己的权益 　　2月1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一层的会客厅中，社科院民法学教授孙宪忠正在举办一场小型的媒体见面会。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孙宪忠，还有一周时间就要“上会”，每天都要接待大量前来问询民法典编纂情况的记者，电话一打就是数个小时。 　　当被记者问到，现在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会对社会公众带来什么变化时，孙宪忠笑了笑说：“一部民法典，最重要的就是充分承认和保护人民的权利。我经常说，民法通则已经被‘掏空’，156个条文中，绝大多数条文都被其他法律替代，?H有10余个条文目前还能使用。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重新建立一套可操作的民法体系，通过民法的体系化和科学化，推动社会进步。” 　　2016年12月1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不出意外的话，草案将提请今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孙宪忠透露，在此之前，三审稿依然还有一些改动，虽然大体框架已经确定，但少数条文仍有一些争议。“建立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孙宪忠说。 　　民法典编纂已持续逾百年 　　从晚清的《大清民律草案》算起，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历史已经走过了百余年。 　　民法学界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民法典”和“民法”的概念非中国所固有，而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中国古代一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为主，历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无从产生。 　　到了1908年，清朝统治摇摇欲坠，基于变法维新的需要，修律大臣沈家本邀请日本学者松岗义正来华，开始编纂清朝民法典。1910年，沈家本等人完成了一部《大清民律草案》。然未及正式颁布施行，清朝即覆亡了。 　　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起草另一部民法典，民国立法院设立了由史尚宽、傅秉常等5人组成的民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这部民法典目前仍在我国台湾地区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和民国编纂民法典还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撤销西方各国在中国取得的领事裁判权。此前，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授予领事裁判权的协议中，基本都规定了“颁布民商法典”作为撤销领事裁判权的条件，颁布一部民法典，可以加速中国收回各通商口岸的主权。 　　1954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年，开始了第一部民法典的编纂。94岁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金平，是目前唯一健在的第一次民法典起草专家组成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回顾了一些当时的情况。 　　金平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便遭到了废除，民国的民法典也在其中。已故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蔡定剑曾对此表示很惋惜：“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倒了出去。” 　　但新的国家制度仍然需要新的法律来保障，金平等人也不得不硬着头皮重新起草一部属于新中国自己的民法典。 　　“新中国民法典第一次起草时的口号是‘一切向苏联学习’。”金平回忆，1954年参与第一次民法典起草的专家大概有20余人，当时全国只有4个政法院系――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东北人民大学，都派了专家参与，起草小组就住在中南海，与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办公室毗邻。 　　事实上，从中央领导人到参与起草的法学家，对于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基本都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多次跟参与起草民法典的专家们讲：“民法能否搞成没有把握，但工作要积极，要一气呵成，准备一条路，能用就用，有这么一个东西，以后也好办。” 　　既然是拓荒式的立法，就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在中南海里起草民法典的专家组没有闲着，他们大量查阅苏俄民法典、保加利亚债法，又适当翻阅中华民国民法典以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在学习的基础上草拟条文，然后征求意见，从而进行修改，其中又穿插着搜集有关法律资料进行研读，然后周而复始不断修改。金平还记得，当时的第二次稿就是和北京、天津等地的单位座谈后改写的，第四次稿则是根据全国55家单位的意见改写的。 　　虽然起草专家们兴致很高，但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导致了第一次民法典起草戛然而止。“1957年秋季，我正要从北京去黑龙江调研，走时《人民日报》才开始动员鸣放，等我到了哈尔滨，就接到通知，不搞立法了，要回来整风。”金平回忆。 　　至此，1957年前已经拟出草案初稿并多方征求意见，甚至经由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修改、已交给人大代表征求意见的民法典草案被迫搁浅。此后几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再未见到制定民法典的立法计划。事实上，从1959年到1966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了通过几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和对军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