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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低端锁定的突破 　　内容提要：在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的俘获型价值链治理模式下，我国制造业企业长期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集聚作为生产者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生产过程的一种有效机制，对于制造业企业的升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代工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生产者服务业集聚通过放松代工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增加了其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的可能性。实证研究表明，生产者服务业集聚有助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突破低端锁定，而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却无显著影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自身发展定位出现错位、生产者服务业体制改革不彻底和发展水平偏低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俘获型治理；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低端锁定 　　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4-0143-11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垂直专业化生产或垂直非一体化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但这一演变也带来了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均。一个显著现象是，随着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大，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牢牢控制了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获得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大部分利润，国内许多制造业企业却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因此，正如Gereffi和Lee（2012）所言，在当前全球生产体系不断分离和重组的背景下，政府和企业都更感兴趣于全球价值链中不同阶段的价值是在哪里创造和获取的[1]。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不同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的分工呢？Linden等人（2009）指出，苹果公司在以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生产的ipod产品上获得了最多的利润，这并不必然是因为美国工人在研发设计、市场等高附加值领域能力更强，而是因为苹果公司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运营方式，而这是难以转移到国外其他地区的[2]。这些专业化的知识和运营方式即体现了美国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所起的支撑性作用，因而生产者服务的投入可能影响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Park和Shin（2012）也认为，虽然一般认为亚洲的服务业部门滞后于其制造业，但其不发达的服务业部门具有成为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国家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潜力[3]。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制造业升级，例如从OEM到ODM再到OBM，关键是要掌控价值链两端如研发、营销、品牌等所隐含的知识和技能，这些都需要生产者服务的支持，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投入生产者服务的过程。国外发展经验表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断地增加生?a者服务的投入。从与制造业生产率的关系出发，Eswaran和Kotwal（2002）指出生产者服务可以提高专业化程度、拉长生产链条并降低成本，是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的前提；Arnold等人（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部门的改革和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Hoeckman和Mattoo（2008）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低成本和高质量的生产者服务业；Fernandes和Paunov（2012）的研究还发现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制造业的创新行为，并且服务业FDI为落后公司追赶行业内领导型企业提供了机会。 　　当前，我国制造业在经历了快速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后，下一步的升级目标则在于形成自己的设计能力和品牌优势，即实现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众多陷入俘获型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从事代工生产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升级并非如Kaplinsky和Morris（2001）[4]所总结的四种序贯升级模式那样一帆风顺，Humphrey和Schmitz（2002）即指出嵌入俘获型GVC的企业虽然能够实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却很难发生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大量企业被低端锁定[5]。现实中对于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的大量代工企业的观察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正是由于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下，后发工业国选择从价值链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国际生产体系所必然形成的结果[6]。Grunseven和Smakman（2005）认为有三个原因使得代工企业被低端锁定，一是研发、营销与生产能力不足，二是大量专用性资产的存在，三是转换成本过高[7]。刘志彪（2007）指出，本土企业实现功能升级时对资源的需求存在障碍。因而，国内从事代工生产的制造业企业一旦选择了继续提升研发设计能力和创建品牌之路，就面临着寻求生产者服务支撑的问题[8]。而中国选择以代工模式切入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的俘获型治理模式下，本土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需求关联被割裂，使得本土生产者服务业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并支撑制造业升级变得困难重重。许多针对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在长期以来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