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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主义视角下社区组织参与治理的困境分析 　　摘 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成为社会治理发展的趋势，社区治理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被不断提升。但是，目前社区组织种类数量相对较少，居民“原子化存在”问题依然突出；社区组织服务功能不健全，与居民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社区组织参与治理实践经验缺乏，公共服务能力有待加强。公民参与已经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课题，社区组织作为参与治理的主要载体，应着力思考和解决以上问题，在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社群主义；社区组织；参与治理；困境；社会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190-02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转型发展，“社会年变化率”增大，社会结构变迁加速，公民权利意识与利益诉求日益增长，必然要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以适应“变化社会”中新“结构因子”的新诉求，实现治理制度化程度与公民参与热情之间的平衡。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走向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及程序化，成为我国公共行政和公共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单位，在公共价值、规范和共同情感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其治理水平关系到我国社会治理的基础，其重要地位日益凸现，并被国家从改革层面自上而下不断提升。社群主义关于“公民教育”“共同合作”以及“公民参与”等方面的理念和主张，与当下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治理创新及社区参与治理有着相似的价值追求，它所倡导的一些做法及西方国家所经历的成功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创新和参与治理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新常态下社区治理地位不断提升，亟须社区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深化改革与发展，社会流动与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尤其是群体事件已成为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制约因素，过去那种“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简单二元结构逐渐解体，“公民社会”逐渐发育，以“国家―社会组织―公民”为代表的三元甚至多元互动关系模式逐渐确立并得到长足发展。这一转型必然要求政府社会治理价值和方法的转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强调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调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由此可见，在“协同”“参与”“服务”等一系列“社会治理创新”话语体系下，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趋势，社区治理在整个国家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被不断提升。 　　通过构建社区参与式治理模式来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体现自治精神的治理方式，是一种低成本的治理方式，也是一种适应现代民主要求的治理方式。社会治理的内容，尤其是医疗、卫生、治安、就业、教育和娱乐等都是需要以社区为依托进行的。作为一种结社形式的社区，是社会治理的一个起点，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良好的社区治理秩序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优化和提升社区治理无疑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有力抓手，因此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二、社区组织种类数量相对较少，居民“原子化存在”问题依然突出 　　正如社群主义所倡导和预料的那样，社团在当今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府与市场之间会形成一个空隙，是政府不便做而企业又不愿做的地带，非营利组织可以填补这个空隙。比如，美国非营利组织非常发达，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有150万个免税的非营利组织为医疗健康、教育、人力资源、文化等提供服务[1]，有效满足了公民参与和公共服务需求。从纵向发展来看，我国社会组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种类上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截至2015年底，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共有661 861个，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329 122个，另外还有4 762个基金会和327 977个社会团体[2]，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