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复员武昌国立武汉大学.pptVIP

周鲠生治校与复员前后 珞珈山“六一惨案” 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 “国立武汉大学”的终结 1938－1948年武汉大学教师数量统计表 　　　 要想维持武大的长久历史，就必须充实学术，就必须加入新的人才，用新的人才来充实学术文化。关于这一点，各位院长、系主任先生都注意到的。当明年迁校以后，教授团的阵容，不但要重整，而且要一天一天扩充起来。这是我们的希望，在希望之中尚有一点，不能不说明。在抗战期中，本校各院系已经感到教员的缺乏，尤其许多旧教员离职，亦有少数的死亡。现在抗战结束，又忙复员，政府为了接收收复区的工厂及其他事业，不断地到一些大学的理学院、工学院找专门人才，这种情形也不只本校受影响。这样一来，教员自然少了，教课自然感觉困难了。我们想象以后这种困难情势也许会更增加，那时还望各位能够了解。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本人在教育复员会议上曾有过剀切的说明，唤起政府当局注意。 ——周鲠生（1945年11月5日在国立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53期） 　　　 在这一次的教育会议里，虽然目的在当前的教育复员及善后，可是到会的教育家们，是难免要讨论到教育的根本方针的。有三个问题涉及大学教育的根本方针，值得特别提出来。 　　　 第一个问题是：将来的高等教育，是趋向于平均发展呢？抑还是集中几个少数的学校来充实呢？一部分有力意见认为：平均发展固然有它的好处，不过站在讲求学术的见地，是当然选择那些设备好、教员好、环境也好的学校来充实的。到处开学校的结果，反倒无力来补充好学校；与其多办学校，实在不如集中几个比较好的学校来充实。假如教育当局是采纳了后一种的办法的话，那么，很明显地，我们的责任就加重了。尽管我们的设备和师资都好，倘若不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怎样能负起一等大学的责任呢？武大原来的建筑只能容纳1000人左右，在将来至少要办到能够容5000人，甚至于1万人。美国的朋友问起武大有多少学生，我们勉强地说有两千人，而结果仍是使美国的朋友们失望；美国许多小的大学或学院都有一两千学生，普通大学，学生总在1万人以上。姑且不问教育当局究竟采纳哪一种办法，我们的学校应该注意质、量并重，大家对于这种可能的扩张，便应当有准备。 　　　 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的高等教育是应当注重应用呢？还是应当理论与应用并重呢？过去几年，政府似乎是倾向于前一种方针。比如留学生的派送，只是一味在偏重实用人才；就学科说，政府的政策亦有尽量提倡实科，压缩文科。在政府方面，因为需要技术，走这条路也许是不得已。但是，站在学术教育的立场上说，这实在是不妥当的。我们知道，有一位先生，两年前曾想出国去研究原子力，当时教育部以为这不是抗战所急需的，竟没有允许，等到最近原子弹打到了日本，大家才恍然大悟：原子理论的重要。又比如法律系在从前限制招生是那样的严，而现在却开了双班，还嫌不够。今后政府方面，将继续以前的做法呢？或者不呢？蒋主席在双十节《告国民书》上曾宣布教育方针为理论与应用并重，可见政府方面将来的动向了。武大今后的政策，对于理论尚要多注重。本人同各院系负责诸先生，也照此目标努力做去。 　　　 第三个问题是：对于高等教育是注重整齐划一呢？还是让它自由发展呢？过去多年的政府的方针，亦似乎倾向于前一种。大学教育的整齐划一，推到极端，确实妨害了大学教育的发展。这也不单是同学感到困难，办行政的人同时也感到困难。现在教育法令如牛毛，而学校课程及组织，处处受法令的限制，各大学不能就各自特有的设备、人才及环境发挥所长。如果要一个校长一天忙于看表册、阅公文、盖图章，又哪会有心力推进学术工作呢？记得在教育复员会议上，本人曾经说过：“在从前，蔡元培先生提出过‘行政学术化’的口号，不料在现在却是‘学校衙门化’了。”现在的教育当局也了解这种情形不对，打算调整法规，使大学教育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这是很好的，要知道，一个大学的学术工作乃是基本，而学校行政，不过是辅助学术工作的进行。我们今后应当本着这种精神，使本校一切避免衙门的习气，维持学术的尊严。不然的话，就是一个一等的大学，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地位也会降低下去的。 ——周鲠生（1945年11月5日在 国立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53期） 国立武汉大学复员武昌珞珈山的经过 抗战胜利后，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国立武汉大学于1945年9月1日成立了复校委员会，推选教务长杨端六、总务长葛扬焕、政治系主任刘廼诚、化学系教授徐贤恭、数学系主任曾昭安、电机工程系主任赵师梅、史学系教授方壮猷、机械工程系教授张宝龄、土木工程系教授缪恩钊、事务部主任熊国藻、会计员董永森等11人为委员，杨端六为主任委员。复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联系修复珞珈山校舍以及联系交通工具。10月，复校委员会指派赵师梅、萧洁二人先赴武昌珞珈山清查接受校产，做好复校的准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