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记略 - 北京大学中文系.docVIP

生 平 记 略 王 福 堂 童 年 回 忆 我生于1934年4月22日，原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杭州。祖上是农民，种田为生，祖父一辈才由昌安门外瓦窑头浪底畈搬迁到城里。祖父在一个木行中当伙计。父亲则在钱庄中当学徒，抗战胜利前升职当了钱庄和银行的经理，解放后又在工厂任职，成了职员。母亲是东关新沙里人，家务为生。居家在城里东街一带，胡同名斑马弄（或马弄），尽头有一条河。 童年时记得兄弟姐妹间挺和睦的，弟弟妹妹还都很听自己的话。另还记得几件事： 最早是在杭州，我在异姓叔叔们的包围中骑着一辆小三轮车。 然后是祖母在绍兴去世，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许多妇女都围坐在一起哭泣，引得我也哭了。祖母去世后，清明节前后我们还去上了坟，供上了几碗菜肴，烧了一些黄纸银锭，几个人都叩了头。上坟的路很远，沿着一条长得没有尽头的河，划着船在河里慢慢的走着，好半天才到达。记得走到一个地方，河边有一座陡峭的山，船夫告诉我们大声说话时山上会有一种回声，我们就用本地话喊了起来：“小癞子（小秃子），来送茶”，山壁上就能听到一种模糊不清的声音，好像是在说：“来哉（来了）”。 再以后是我随父亲离开杭州经绍兴、宁波去了上海。当时已经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人侵略上海以后的事了。到上海后，因为家里还没有来，我跟父亲住在浙江北路四马路路口的一个住处。那时上海还有租界，人们管租界叫“孤岛”，意思是日本人不能进那里头去。有时随父亲外出，遇到外国人“戒严”时，人们都得站着等，有时还要等很久才“解除”。但觉得“戒严”、“解除”等措施在“孤岛”里是当然的事，只要让日本人多一点阻碍就好。 住在四马路路口时我还有几件调皮的事。比如，曾在一个带玻璃匣子的元宝肚子里拿过两个当时还能用的角币，到对面茶馆的烧饼摊上买了两个芝麻火烧，但没有张扬。还在楼梯的拐角处见到一个低矮的裸露的电门，老想着要不要用手在铜丝上按一下，结果还真的按了一下，长大后想一想还真是很危险的。还有一次是把鸡毛掸子插到飞速旋转的电扇叶子里，电扇突然不能转了，嗡嗡直响，幸亏有人帮忙，把开关关上了。 以后我就跟家里住在一起了。过些天上了幼儿园，后来又上了小学。我在上海上过工部局小学，还有两个忘了叫什么小学了。刚上小学时课本是新的，语文课第一课课文是“北风吹，小狗叫，……”还有插图，很精致。因为老舍不得折书页，老师就过来呵斥。 看起来我童年时的生活还比较自由，大家任由我的想法，比较能有自己的主意。 少 年 记 事 因为听父亲说要到杭州的银行工作，所以全家就从上海搬到杭州居住了。由“孤岛”到沦陷区，听到很多日本人对中国人凶狠的事，大家都很小心在意。另外，那时父亲开始有了另一个妻子，也就是有了另一个家。当时这样安排家庭的人很多。家里人没有办法，都很心烦，开始吵架。 我在杭州上过惠兴小学、浣沙路小学、正则小学。刚念惠兴小学时，因为有几个上午随着哥哥上大世界看上海一个京剧院的排练，在学校缺了一些课，妈妈就带着我去学校，让训导处的老师打我手心。作为惩罚，当时觉得挨打是应该的。好像从此就吸取了教训，以后再没有缺课的事了。 我和祖父相处不多，很快他就去世了。他对小孩儿挺慈爱的，让人惦念。记得当时祖父穿着新衣裳，直挺挺的躺在床板上，我们兄弟一辈几个人披麻戴孝地围着他，就好像他睡着似的，只有客人来吊唁时，才面向客人跪着。出丧的时候人非常多，也许人们也认为祖父对人是和蔼的。 我在杭州有一段时候也很调皮：课余时跟同学们抓蛐蛐、刮洋片、跳房子、打弹子，闲时在西湖边山上乱跑，或者学骑自行车，似乎没有空闲的时候。有一次住在学士路，隔壁就是日本领事馆，一堵三丈高的墙隔开两边，春天时墙上的月季花开得分外灿烂，但有时能听到墙那边好像有人哭喊着在说话，晚上也听到过，挺吓人的。还有一次听到门外远远的“砰”的响了一声，探出门去查看，见到一个人拿着闪闪发光的手枪从西湖边跑过来，冲着我们似乎要说什么话，但又匆匆的往龙翔桥方向跑去了。当时已经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事了。后来听人说，是一个国民党特工想要暗杀伪市长，在马路上拦着包车，对着车夫就开枪。车夫着急抓着车杠往前一冲一低头，一枪正好就打在伪市长的胸口上，当场就死去了。枪手快步跑开，在我们家门前打开夹克拉链，放进手枪，往东逃跑了。一会儿日本人追了过来。这是日本人领着车夫来认人了。还好，车夫是个老实人，指着我父亲说，这人不像是枪手。不久就听说哪个地方的垃圾箱里发现了手枪或什么的。一个上午，外面传说枪手已经抓到，正要枪毙。我赶紧吃完午饭打听着跑到六公园，发现一个囚徒头上中了一枪已经倒在地上了，周围还有一些看热闹的人。这个囚徒失去了半个耳朵，但我还能看出来他完全不是我见过的那个枪手，所以觉得有些事可能是被隐瞒下来了。日本人以后还来骚扰过一次，找家里人说是打仗缺乏钢铁作原料，要在我们家征用一个钢条。我很不愿意，心想拿了钢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