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docxVIP

研读：黄翔鹏——《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音乐论丛》1978年第1辑和1980年第3辑，是在经过了“十年文革”后发表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论文。其研究的背景与环境，黄翔鹏先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也有提到。作者通过对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考古文物调查与分析，对我国整个音阶的发展史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文章多次提到考古文物中测音调查工作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价值，而且对文献资料的研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文献史料要经过认真仔细的考证，方可为研究所用。文章共有六个部分，其内容层层递进，逻辑性强。第一部分，神话、传说、古代典籍和历史的真实。作者根据先秦典籍中有关音阶的一些神话、传说中的记载和考古文物半坡遗址的陶埙等实物来说明，在进行音乐研究时，不能只从文献的角度出发，以偏概全，还应对相关的考古实物和文献史料进行对比考证，才能得出结论。远古时期所留传的有关音阶的文献史料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幸存的乐器实物研究找出古代音阶结构的规律。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陶埙、编磬和编钟这三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古代乐器。最后，作者又提出本文的研究途径是以实物为基础，对有关测音资料进行考察，得出结论。整个第一部分类似一个绪论，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又引出下文，具体分析。第二部分，从“最早的”的小三度到七声音阶的出现。这部分黄先生首先通过对半坡陶埙的测音资料分析，说明最早的小三度音程是在距今六千七百年左右。作者认为陶埙由一音孔发展到多音孔，使得三声音列发展到四声、五声乃至可能达到六声的音阶序列。列举了甘肃埙的测音资料，并以西周以来的“阶名”来标识，认为陶埙音阶骨干音为“宫—角—徴—羽”。又以殷埙为例说明“商”音的存在和两种调式音阶“宫—角—徴—羽”和“羽—宫—商—角”。通过对安阳小屯殷墓出土武丁时代五音孔埙的测音分析来说明，在晚商期间，我国的民族音乐中已经出现了完整的七声音阶，也证实了周初已有七声音阶，而且把时期下限提前了将近两个世纪，同时又驳斥了“文化西来说”。最后作者提出关于晚商七声音阶仍需研究的几个问题：出现七声音阶的上限是什么时候？民族调式中“新、旧音阶”的问题。七声音阶与五声音阶可能是同时出现的。殷埙中的半音音列问题。虽不能说明在晚商时期就已有旋宫转调的手法，但它们已为西周音乐在旋宫转调实践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充足的现实基础。第三部分，陶埙和殷钟、殷磬的三音音列。作者主要是对晚于陶埙而在音阶发展上却落后于陶埙的石磬、铜钟音阶进行分析。首先，作者对郭沫若先生的青铜器在形制上的分类方法进行辨析，提出文章在论述钟、磬音阶时，是按照殷商、西周中晚期、春秋这三个发展阶段分别论述。然后，对晚商时期三音音列存在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三音音列是用来突出音阶、调式的骨干音，用作辅助主旋律进行的手段。三音音列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追寻周代钟磬音阶的发展线索，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远古的陶埙三音音列进行再认识。又通过河南温县殷钟、故宫殷钟和安阳殷钟的测音分析，来对三音列的阶名进行考证，说明“宫—角—徴—羽”这四个音级在我国民族音阶的发展过程中曾占有重要地位。最后，作者又将我国民族音阶特点与希腊音阶进行了比较：四、五度谐和关系占突出地位的希腊音阶和小三度谐和关系占突出地位的我国音阶，表明了音阶骨干音的差别和不同民族的曲调型的差异。第四部分，宫、角、徴、羽结构和西周人的谐和概念。这一部分主要是对西周时期的音阶特点进行阐述。以西周中期的“中义钟”和中晚期的“柞”钟的测音分析得出：以最大的第一、第二两钟构成羽—宫关系，其后则按每两钟一组构成角—羽关系成八度地向上翻。又对“右鼓音”进行分析，认为“右鼓音”是隧部与铣边之间近钟口处，其音响比隧部高小三度。“右鼓音”的出现反映出西周人在音乐实践中已有明确的谐和观念，最后又对“右鼓音”的来龙去脉，给予阐述。第五部分，春秋钟、磬乐和新旧音阶的演变。作者首先对“新、旧音阶”的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为春秋钟、磬乐的发展进行了铺垫。又以新郑钟与西周“协龢”钟进行测音分析，来说明新、旧音阶之间的差别。通过对春秋中晚期的侯马钟与信阳楚墓出土的编钟的分析，认为此时六声、七声音阶在钟乐中已达到完善阶段。又对这一时期“右鼓音”的特点予以阐述，将右鼓音改为隧音，铣音真正存在。作者又否定了陈旸先生对信阳楚墓编钟认为第十二钟与现有第十三钟之间应尚缺一件的说法。认为第十三钟“羽”音，是遵循新音阶的特点而铸。第六部分，作者又针对我国民族音阶提出了尚待研究的几个问题：音阶与律制的一般关系问题。十二律与旋宫问题。五度相生律的不同计算程序可能和新、旧音阶问题有关联。最后，作者又提出实物测音调查对文献典籍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看法。本文作者主要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