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中韩银行公司治理影响.docVIP

内容提要：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的银行和中国的银行在所有权结构上并不相同，但在公司治理上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重点研究了金融危机前韩国和目前中国的银行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总结它们在治理结构存在的共同点，探讨了这些共同点背后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中华论文网()欢迎您！]：所有权,公司治理,文化因素 　　一、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银行的所有权和治理结构 　　银行的所有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关键要素。因为它与利益冲突问题直接相关。通常，强大的治理方法是为了适应来自股东、监督者和市场竞争的可预知的压力而形成的。 　　韩国银行的所有权结构有着严格限制。l982年，当银行部门私有化时，为了防止任一单个股东对银行管理施加过度的影响和控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个人所有权比重的最高限额被限定为8％。1994年，当金融自由化取得进展时，这一限制被进一步强化，最高限额被降到低于4％。有人认为这种已形成的支离破碎的所有权结构有效地减少了大股东潜在影响公司的空间。到1996年末，对全国性商业银行而言，拥有超过总表决股1％的股东的平均数量是10个，他们的股份合并起来占总股份的39.3％，拥有4％或超过4％所有权的股东数平均为3个，占总股份的24.3％。如果对包括地方银行(其所有权结构由于更高的最高限额而比全国性银行更集中)在内的所有的DMBs（储蓄银行）进行类似统计计算，最大的12个股东的联合股份超过总股份的40％。 　　这个数字表明韩国银行的所有权分布的集中度不亚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因此，长期以来认为“由于破碎的所有权结构的存在，使得在单个的韩国银行里没有负责任的所有者”的观点似乎是没有根据的。理论上，它仅仅指缺少单一的支配股东，而不应该被解释为不存在潜在管理控制力的股东。 　　尽管韩国银行的所有权结构与发达国家的所有权结构具有可比性，但大部分银行的大股东在行使他们的表决权和监督银行管理的过程中仍然是消极的。大股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由于政府在银行管理中的干预造成的。尽管已经实行金融自由化并且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也已经缩小，但强大的惯性使得政府干预仍在继续，如政府任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CEO)。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管理人员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倾向于反映政府意图而不是对它们的股东负责任。事实上政府在银行私有化之后已经没有所有权，政府对银行的这种持续控制或影响似乎是韩国银行部门十分独特的特征。 　　因此，银行内部管理仍旧是无效的。银行的董事会没有以独立的方式检查管理人员。极具有代表性的是董事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内部人员和CEO。他们不是股东，但事实上在提名董事过程中却行使全部的权力。此外，内部董事实际上负责商业计划的实施而不是负责连续地监督CEO。尽管在大型全国性银行中有6到8位非执行董事，但却既没有给他们指派清晰的责任也没有给他们提供监督所必需的信息。 　　为了纠正这个问题，1996年末政府修订了普通银行法(GeneralBankingAct)，为没有支配股东的银行引入非执行董事导向的董事会体系。“由于这种变化的发生，非执行董事在大型全国性银行中的数量增加到了13人，区域性银行中新近任命了5到8名非执行董事。然而，董事会体系本身的更新似乎对银行管理的改善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实际上，对6家最大的银行来讲，10名代表股东的非执行董事仅仅持有总股份的2.64—9.25％的股份，许多非执行董事看起来似乎与高层管理人员有着有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开始时，由于谨慎管制的缺乏和道德危险问题而使得银行的经理们对提高透明度标准以及对股东和外部股东负责任没有强烈的动机。 　　事实上，为了避免由于金融机构破产而损坏公众对金融系统以及监管机构的信心，在危机发生前，监督权力机构从未允许任何金融机构破产。在金融危机时期，政府几乎一定会援助境况不佳的金融机构。此外，信息披露系统也不符合国际会计准则(IAS)的要求。因此，那些认识到他们将不会被迫离开市场甚至当他们正濒临破产时也不会离开的银行经理们并没有积极地寻求长期发展计划以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或者通过兼并或战略性联盟来实行重组。相反，他们依靠的是由各种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银行的高专有价值，而且还经常在企业环境恶化时要求监督权力机构放松规章标准与纠正措施。 　　较高的进入壁垒限制了金融机构间的公平竞争并导致银行经理们维持一种消极的管理态度，即从不正当的竞争中寻求经济利益。此外，政府对银行的监督不健全，资本市场不能检查银行管理，因为关于银行财务状况的会计数据是十分不精确的，对银行财务信息的公开披露也几乎是不充分的。没有形成公司控制权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濒临破产的机构可以通过并购而得到解决。 　　由于这些原因，除政府外，没有人对银行管理负责任，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实行私有化之后仍旧如此。在银行内部，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