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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十年来对秦汉时期辨证方法探究 　【摘要】 现存秦汉时期的医书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武威汉代医简》、《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些书中体现的辨证方法，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近十年来对秦汉时期经典著作中辨证方法的研究资料作一整理分析，认为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总结、评价这一历史时期已经出现或建立的诸多种辨证方法，提出了许多可供参考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对《伤寒论杂病论》的研究，资料更是丰富，故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医经原著中的辨证方法进行系统整理，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准确阐述这一重要时期辨证方法体系的源流、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学术发展史。 【关键词】 秦汉时期 辨证 方法 现存秦汉时期的医书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武威汉代医简》、《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些书中体现的辨证方法，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近十年来对秦汉时期经典著作中辨证方法的研究资料作一整理分析，冀以对这方面的研究动态有所了解。 　　对马王堆医书辨证方法的研究 　　十年来，对马王堆医书辨证方法的研究很少，仅有4篇，且非辨证方法的专论，但从中可以看到其主要学术观点，现归纳如下。 　　1.已出现经络辨证的萌芽 　　王勇[1]通过研究最早的马王堆医书，认为在当时辨证论治思维已经出现萌芽。《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均分述各条经脉名称、循行、主病的病候以及灸法，赵平平[2]还对其在经脉的数目、命名、循行、主病以及与脏腑的关系上与《灵枢·经脉》篇进行了对比，表明经络学说已经形成，并开始指导医疗实践，体现了辨证施治的思想。 　　2.显露同病异证的痕迹 　　王心东[3]强调《五十二病方》体现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痕迹。如书中记载治“癃”病的两种方法：一方用“水三斗，以龙须一束并煮”;又方“以水一斗煮葵种一斗，大围束一，分以为三，以酒半斗，煮之”，以药测证，“癃”病的病机可分为湿热证和水湿内阻证，故分别用清热利湿和利尿通淋之法治疗，药物分别用龙须和冬葵种。又如《五十二病方》“疽”病题下有一个医方：“治血蔹、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凡七物。骨疽倍血蔹，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撮一入杯酒中，日五六次饮之。”王勇[1]指出这是针对疽病的不同证型来调整药物比例，体现了同病异治的观念。 　　对《内经》辨证方法的研究 　　对《内经》辨证方法的研究相对而言要多一些，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主要方法以及基本模式，也有具体的针对某一种辨证方法的探讨，经整理，主要有以下内容。 　　1.《内经》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基础 　　胡欣[4]认为《素问·五藏生成》在阐述五脏与五体、五色、五味的正常联系和病理表现之后，对辨证大法进行了总结，指出：“诊病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建其母。”还强调《素问·至真要大论》在讨论了大自然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对疾病的影响之后，提出“审察病机，无失气宜”问题，并以病机十九条为例，说明根据证候表现分析判断病因、病位和性质的诊断方法，以及在辨证过程中必须重视辨析证候同异的精神，基本概括了临床辨证的原则和方法。以上表明，《内经》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基础，高度综合是这一时期辨证论治体系的基本特点。 　　2.《内经》已经建立了辨证方法的基本模式 　　病因辨证　黎敬波[5]将病因辨证的含义总结为两点：一是指辨疾病发生的直接病因(病源)，即导致疾病发生的最直接因素;二是指辨人体在受到各种因素作用后疾病发生的客观规律或特定趋势，即审证求因。并根据《内经》中病因的分类，认为中医病因辨证应包括辨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以及辨饮食、劳逸、各种损伤。他从病因辨证范围的广泛性、病因辨证的对应性以及病因辨证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三方面进行了分析。邵学鸿[6]专门对《内经》中的热病进行病因辨证，根据不同的症状指出造成外感热证的病因有寒气和虚风、贼风的不同。 　　五行辨证　戴永生[7]强调《黄帝内经》在阐释人体脏腑功能失调产生病证时，十分重视用五行传变来论脏腑病机与证候，或循相生规律而病证母子相及，或从相克规律而证候乘侮互见，或特殊“不必治于传”，从而确立了脏腑病变五行辨证的雏形，并从子病犯母乘留死候、本脏受邪传其所胜以及脏病传化廿五变三方面进行论述。 　　六经辨证　刘保延[8]认为《素问·热论》中的辨证系统应该是现有文献中可以见到的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辨证方法,即用于热病的六经辨证，它是一种根据症状来将 “热病”分为轻证、重证，并按一定的顺序进行传变的辨证方法。 　　八纲辨证　薛飞飞[9]认为八纲辨证源于《内经》。《内经》将阴阳作为辨别疾病的总纲，提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并以“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