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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肿瘤患者家属抑郁障碍及患者生活质量相关因素关系 　 作者：侯亮，彭鹏，郑莹，王杰军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社区肿瘤患者家属中抑郁障碍的流行情况，分析其与患者症状、生活质量及抑郁障碍之间的相互关系。［方法］ 从上海市肿瘤登记系统的彭浦社区肿瘤患者资料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纳入200名现患病人及家属，家属填写ZUNG抑郁自评量表（ZSDS），患者填写ZSDS、症状自评量表和FACT?鄄G自评量表。［结果］ 肿瘤患者家属中抑郁障碍发生率为16%，多为轻度抑郁障碍，其严重程度受到患者抑郁障碍的发生、FACT?鄄G评分和纳差症状的影响。家属ZSDS评分和抑郁障碍的发生受到患者疾病分期、抑郁障碍的发生、ZSDS评分和FACT?鄄G评分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解释家属ZSDS评分31.5%的变化，其中患者ZSDS评分、FACT?鄄G总分和身体状况评分等3个变量分别可解释家属ZSDS评分28.3%、1.5%和1.7%的变化。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也显示患者ZSDS评分对家属抑郁障碍发生的影响最大。Fisher线性判别分析显示，患者纳差程度和FACT?鄄G评分组成的判别函数可预测家属抑郁障碍的发生。［结论］ 上海市社区肿瘤患者家属抑郁障碍与患者抑郁障碍、生活质量及症状有关，应当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对社区肿瘤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干预作为一个整体，并进行个体化的支持。 【关键词】 肿瘤患者　家属　抑郁　生活质量　社区　上海 　　既往的研究发现，在社区肿瘤患者中抑郁障碍有较高的流行率（23.3%）[1]，其发生受到多种社会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很大的痛苦。肿瘤对患者家属精神心理状况存在一定的影响[2]，欧美肿瘤患者家属精神病态发生率约为20%~30%；而且随着患者病程变化而升高，从患者刚确诊时的10%到患者终末期时的33%[3]。为具体了解社区肿瘤患者家属中抑郁障碍流行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进行了此次调查研究，旨在为有针对性的干预工作提供具体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自2005年10月至2006年1月对上海市闸北区彭浦社区内的恶性肿瘤现患人群家属进行调查研究。所有患者及家属均为上海市居民，由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上海市肿瘤登记系统随机筛选入组。 患者入选标准：①有病理学或细胞学诊断依据，不受肿瘤类型限制；②年龄在18岁以上；③自愿合作者；④签署知情同意书；⑤无精神认知障碍；⑥已经完成相关抗癌治疗至少2个月；⑦预计生存期在3个月以上。 家属入选标准：①无恶性肿瘤相关病史；②年龄在16岁以上；③自愿合作者；④签署知情同意书；⑤无精神认知障碍；⑥为患者直系亲属；⑦与患者共同生活或者为患者的主要照护者。 1.2 研究工具 一般状况：自拟社区肿瘤患者家属需求调查问卷，包括①个人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工作状态等；②患者疾病相关信息：包括诊断、病程、分期、医疗费用来源；③对肿瘤姑息治疗的需求方面。 抑郁测评量表：采用ZUNG自评抑郁量表（ZSDS），为短程自评量表，共由20个条目组成，按1~4级评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界值为42分[4]。本研究中对于自评结果总分≥42分者，认为存在抑郁障碍。得出总分，再转换成百分指数，指数计算公式为：指数=总分（得分）/总分满分（80）×100%。指数与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的关系如下：指数在50%以下为正常范围（无抑郁症状）；指数在 50%～59%为轻度抑郁；指数在 60%~69%为中度抑郁；指数在 70%及以上为重度至严重抑郁。 患者生活质量测评：采用FACT?鄄G自评量表[5]，该量表是最常用的生活质量一般性功能评估量表，是一种肿瘤相关的全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测定标准。FACT?鄄G自评量表包括身体状况、社交及家庭状况、与医师关系、情绪、功能状况等5个维度，共29个条目。根据我们既往的经验加入其他忧虑维度，为9个条目。每项条目分0~4 Likert等级。在评分时正向条目直接计0~4分，逆向条目则反向计分。将各个维度所含条目得分相加即可得到该维度得分，若存在缺省值，则该维度得分=该维度各条目得分之和×该维度条目数÷实际回答的条目数。各维度得分相加即为FACT?鄄G总分。 患者症状评估：采用自拟量表，评估患者目前常见症状及其程度、所作处理方式及效果，症状的影响程度分级按1~5级评分，分别代表无影响、较轻、比较大、很大和极大。 测评方法：由受过专门培训的社区随访医师预约上门的方式。培训工作由研究者在市、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组织下采用集中培训的方式完成，培训结束后采用模拟调查的方法来确保所有的调查员都能够按照正确的方法采集数据。为保证采集数据的真实性, 研究者采用抽样复核的方法对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所完成的病例进行准确性和真实性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