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9出土材料所见先秦古书的载体以及构成和传布方式.docVIP

出土材料所見先秦古書的載體以及構成和傳佈方式* （首發） 馮勝君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隨著郭店簡、上博簡以及最近的清華簡陸續公佈，利用出土材料探討古書體例問題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正如李零先生指出的，“簡帛古書的發現，它的意義，它最重要的意義，並不是發現了多少以前從未見過的怪字，也不是找到幾個罕見的古本，為我們重新閱讀現存古書增添了校勘和註釋的綫索。我認為，其挑戰主要還是來自虛的方面，即我們對古書體例，對文本的演變，對古代思想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以及其他許多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借材料的更新，可以換一下眼光。務虛勝於務實。”本文即試圖利用出土材料探討先秦古書體例中的古書載體、傳佈方式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問題。由於材料所限，本文所討論的不少問題帶有一定的推測性和構擬性。當然，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會仔細考察和慎重使用據以立論的材料，儘量把“務虛”的討論建立在“務實”考證的基礎上。我們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還很不深入，所論難免有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 學者們在討論古書載體的時候，經常會提到下引《墨子》中的話：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眾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卜簡之篇以尚皆無之也？（《非命下》） 在《墨子》一書中，類似上引文中劃綫部份的表述還有不少，這裡就不具引了。所謂“鏤之金石，琢之盤盂”，這類文字材料數量很大，種類也很多。但“書於竹帛”的實物例證，就目前發現而言，年代都比較晚，沒有早於戰國時期的。 竹簡和縑帛做為書寫材料到底可以上推到何時，國內外學術界似尚未有統一的認識。竹簡做為書寫材料，國內學者一般認為至少在商代就開始了。證據主要有兩點，一是《尚書·多士》記載周公訓誡殷遺民時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這段話明確說殷商時期已經有簡册，上面記載著“殷革夏命”這樣的歷史事件。還有一條證據就是早期古文字“册”字寫作如下形體： 　　87-88頁 　　572頁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認為“册”字的字形“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這一觀點被絕大多數學者所沿襲，如李學勤先生說“册”字“象以竹木簡編組成册之形，相參差的豎筆是一支支的簡，連貫各簡的橫筆是編册用的繩”。但還有一種看法是認為“册”字字形本象柵欄，而非編聯而成的簡册。《集韻·諫韻》：“册，編竹木補籬謂之册。”這種用法的“册”，典籍及字書中一般寫作“柵”，如《說文·木部》：“柵，編樹木也。”王筠《說文句讀》：“樹，一作豎。……謂立木而編綰之以為柵也。”日本學者白川靜先生同意“册”本是“柵”的象形字，說“册當即柵之初文，……金文之中，有不少兩册字左右相向並排的，據我調查的結果，在含有册字金文一百三十多例中，含有這種兩册並排之形的，就有五十一器之多。因此我認為册是編扉的象形，而兩册是雙扉的象形，其本義蓋指牢閑而言”。日本學者富谷至先生進一步提到將“册”字字形中長短相間的筆劃解釋為簡札形遇到的障礙： “册”字象其物之形，即四枚長短不一的簡，還有橫向的兩根編繩，這是模仿册書的“册”字，還是表現木柵的柵的形狀？其實並不明確。如果當作是木柵的象形沒有問題，如果看作是册書，那麼“一長一短”到底說的是什麽呢？它的意思原本是“長簡與短簡依次排列”，還是“並排編綴起來的簡有短簡也有長簡”？ 與富谷至氏略顯遊移的態度不同，董作賓在反對“册”是簡册的象形字時明確指出：“簡牘與札在一册之中其形制大小長短必相同，而册字之所象，乃一長一短，則非簡非札可斷言也。”董氏認為“册”字字形本象長短不一的龜版編聯成册之形： 吾人既知商人貞卜所用之龜，其大小長短曾無兩甲以上之相同者，又知其必有裝訂成册之事，則此龜版之一長一短參差不齊又有孔以貫韋編甚似册字之形狀，而册當然為其象形字也。 這種觀點為姚孝遂先生所肯定，他在《甲骨文字詁林》“册”字條“按語”中說：“商代册制目前僅見龜骨，尚未發現簡牘。”體會此語，當是認同董作賓的說法，即商代時存在將龜版編聯成册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董氏用“龜版”一詞，而姚氏則用“龜骨”。姚氏變換用詞，實際上是把董氏說的範圍擴大了。即認為商代册制不僅編聯卜甲，而且也編聯卜骨。 董作賓說商代占卜用龜版“又有孔以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