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流通设施别细分及政府介入.doc

公益性流通设施识别细分及政府介入 摘要：公益性流通设施以满足社会生产和发展需要为根本，是发展流通产业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随着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公益性流通设施的作用愈发重要。本文借用公共产品理论对公益性流通设施进行识别和细分，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当前我国公益性流通设施供给面临的困境，阐述政府对公益性流通设施供给的两种介入方式，提出保障公益性流通设施有效供给的治理机制，对我国构建新型的流通体系，发挥公益性流通设施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益性，流通设施，细分，政府介入，供给, 公共产品 流通产业被定位为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流通设施公益性问题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赵尔烈(2009)[1],徐柏园(2011)[2]等学者明确提出国家应当支持建立公益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并以明确的法律形式确保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刘雯、安玉发(2011)[3]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了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应该走向公益化的建设方向。张祺瑞（2012）[4]评价了农产品批发市场经济性质，并提出公益性优化路径。《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号）提出：“要支持建设和改造一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菜市场、社区菜店、农副产品平价商店以及重要商品储备设施、大型物流配送中心、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等，发挥公益性流通设施在满足消费需求、保障市场稳定、提高应急能力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发挥中央政府相关投资的促进作用，扩大流通促进资金规模，重点支持公益性流通设施。” 可以看出，学者多数从批发市场的角度出发来论述公益性流通设施的建设的必要性，对其他的流通设施公益性问题则鲜有提及。政府文件提到了公益性流通设施，但是对公益性流通设施的界定标准，供给路径和供给机制则没有详细规定。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讨公益性流通设施的识别和细分过程，诊断目前我国公益性流通设施供给的困境，阐述政府对公益性流通设施供给的介入方式以及治理机制，对我国构建新型的流通体系，发挥公益性流通设施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益性产品与公共产品内涵辨析 在很多场合，公益性产品被视为或者等同于公共产品，要理解公益性的内涵特征，可以先从厘清公共产品的概念入手，找出公益性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 （一）公共产品概念特征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被不同的经济学派和学者根据其研究方法的不同，赋予不同的概念。 有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private goods）理论雏形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1739年，哲学家大卫﹒休谟在其著作《人性论》中论述了“搭便车”现象，被后人总结为“集体消费品”，休谟认为，在某些只能通过集体完成的事情中，因人自利的天性，只有靠国家和官员来使每个人不得不遵守法则。[5]1776年，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有类产品“很可能会为广大社会带来最大程度的利益，但此类产品的性质却决定了公共产出的利润永远无法回报个人或某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群体为此所投入的开支，因此任何个人或由少数人组成的群体都无法创建此类产品。”[6]斯密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益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能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7]也就是说，费用可以由利润来补偿的经济活动应该交给市场；利润不足以补偿费用但又是社会所必需的事业，由政府通过公共支出解决。1954年，新古典综合派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率先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指出所谓公共产品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对于该产品的消费”[8]。强调了公共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后来，萨缪尔森对定义进行修正和完善，在《经济学》第16版中指出“公共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9]的物品，强调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性。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来提供，提供公共产品不仅是政府的职能所在，也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必然要求。市场无法使公共产品供给达到帕累托最优，要依靠政府。1965年，公共选择学派代表布坎南发表了《俱乐部经济理论》，认为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产品，即“俱乐部产品”，也称为准公共产品，这种产品具有有限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10]。1956 年，蒂部特发表了《地方指出的纯理论》，探讨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方式及条件，认为政府寻租和投票悖论产生的高成本造成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可能性产生了。1974年，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科斯撰写了《经济学的灯塔》，指出英国的灯塔大部分是由政府授权，由私人或者行业组织经营，而不是有政府经营。科斯打破了公共产品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