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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初的君权与相权 摘要：自从秦创三公制以来，宰相制度正式形成，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就一直存在着。到了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皇权空前强化，朱元璋借胡惟庸党案趁机废除了行逾千年的宰相制度，从而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至少在名义上。 关键词：明初 君权 相权 内阁 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享有的权力和职责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一个人的精力和智力毕竟有限，皇帝需要人辅佐他。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在中央设置了三公制度，从此宰相制度正式形成，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演化，宰相制度到了明朝终于走到了尽头。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两者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宰相是指上佐帝王，下驭百僚，朝廷官位最高一类人物的总称。它是中国封建国家辅政首脑的统称，是古代行政体制的枢纽。“宰相”二字连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但宰相制度的正式形成是在秦创三公制之后，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从封建王朝总体来看，君权不断强化，相权不断受到抑制。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因此丞相的“位高权重”必然构成了对君权的威胁，到了明代当二者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为理由，诛杀胡惟庸并乘机废除了丞相，孟森：“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无丞相之名，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也随着丞相制度的消失而消失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尽管有人说明朝的内阁实际上也是宰相，认为内阁的实质是削弱了职权的中枢政务机构，但我觉得内阁应该不算宰相，首先它没有法定的地位；其次从体制上说它不是最高政务机关，六部不是它的下属，首辅并不能真正等同于宰相。因此我认为君权与相权的关系随着宰相制度的废止而消失了。 明初沿袭元制，史载；“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余廷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左司郎中。” 明初中书省“综理机务”，诸司奏事，必“先关白中书省”，皇帝诏旨也需要经过中书省下达，此时宰相的权力很大。时任左丞相的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位列朝廷第一，形成了淮西势力集团，李善长还引荐同乡胡惟庸为相。对于朱元璋这种权力欲极重的君主来说，这种情况当然不能让他满意，同时谢再兴的叛变和邵荣案的发生使得朱元璋对于他的臣子更加防范，再加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于是朱元璋一步步采取措施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而对于臣子们防范的越是严密，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深，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废相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时机成熟，朱元璋马上抓住机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皇权，解决自己的心腹之患。 胡惟庸，安徽远定人，他是在洪武六年任右丞相，洪武十年进左丞相。明初存在宰相12年，胡惟庸为相却长达6年之久，权最重，这本来就使得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在加上胡惟庸和被朱元璋谴责的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来往密切，一方是握有军事实力的军事贵族，一方是朝廷的政治首脑，二者将结合在一起，这使得猜忌心重的朱元璋加强了戒备和防范，决心铲除心腹之患。史书记载胡惟庸“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对陆仲亨、费聚二人威逼利诱，让他们在外面收集兵马，还派人劝说李善长，李善长没有答应，后来又派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去劝说，李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李善长这种知情不报、不加干涉的做法，使胡惟庸觉得事情可以成功。同时，胡惟庸的儿子在城中骑马飞奔，坠身死于车下，胡惟庸擅自杀了驭车者，朱元璋对此很恼怒，让杀人者偿命，胡惟庸请求以金帛给被害者家属来赎罪，朱元璋不许。此时正好胡惟庸将占城入贡一事匿而不报，按照法律胡惟庸和六部堂属皆当坐罪，于是胡惟庸谋反心遂起，涂节怕事情不成功连累到自己，于是告发了胡惟庸的谋反阴谋，但大臣们觉得涂节本来就是预谋，怕事情不成功想以告发他人来给自己解脱罪责，洪武十三年最终他和胡惟庸一起被诛杀，后来谋反事情完全暴露，“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李善长也被赐死。至于胡惟庸是否是谋反对于朱元璋来说这都不重要，因为他最想要的是想办法杀尽那些功高盖主、威胁自己权力的人。此时，朱元璋担心的相权侵夺自己权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裁撤中书省，分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朱元璋“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紊烦”，不久又将“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