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张维迎.PDFVIP

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 张维迎 盛洪∗∗ 提要：中国当前反垄断的首要任务是反政府部门的垄断和限制公平竞争的行为。我们相信， 这不仅适用于电信业，也适用于邮政通信、电力、铁路等行业。 一、引言：中国反垄断的首要任务是反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 经济学上讲的垄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生产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导致的“自 然垄断”，二是由少数厂商的合谋行为导致的“行为垄断”，三是由政府限制竞争的法令和政 策导致的“法定垄断”。 (一) 自然垄断。 传统经济学理论定义的自然垄断是指如下情况：由于生产技术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平 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从而，最小有效规模要求只有一个企业生产。20 世纪80 年代， 经济学家对自然垄断作了重新定义(张帆，1995)。新的定义建立在弱可加性而不是规模经济 的基础上。在单一产品的情形，弱可加性意味着由单一企业生产给定产量的总成本小于由多 个企业生产时的总成本；在多产品情形，弱可加性意味着由单个企业生产给定数量的多种产 品的总成本小于由多个企业生产该产品组合时的总成本。根据Baumol 等人的定义，一个行 业被称为是自然垄断的，如果在有意义的产出区间，成本函数是弱可加的(Baumol,Panzar and Willig l982) 。可以证明，在单一产品的情形，平均成本下降意味着弱可加性，但弱可加性不 一定意味着平均成本下降；在多产品情形，自然垄断不一定要求非平均成本下降不可。 当一个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时，政府可能需要对该行业实施进入管制，以避免重复建 设带来的无效率。另一方面，当只有一个垄断产生者时，垄断者就会索取垄断价格，从而造 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为了防止这种扭曲，政府就要对垄断企业实施价格管制。 不过，成本弱可加性并不是政府限制进入的充分理由。当政府与垄断企业关于生产成本 或需求的信息不对称时，政府可能无法定出有效率的价格。缺乏竞争的压力会导致垄断者的 X-非效率行为。政府必须在规模报酬(要求一个企业生产)与通过竞争获取信息并激励企业降 低成本(要求多个企业)之间作出权衡取舍。只有当让单个企业生产得到的规模效率超过 X- 非效率时，独家垄断才应该出现。 另外，根据 Baumol 等人的“可竞争性理论”，如果所有企业都可得到相同的技术，并 且没有沉淀成本(但允许有固定成本) ，那么，即使市场上只有一个垄断企业，潜在进入的威 胁也会使垄断者有像竞争性企业一样的行为，因为，如果垄断者用垄断价格赚取超额利润， 就会遭受进入者的袭击。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而不是现实进入) 的作用，它迫使经济 学家重新考虑对自然垄断企业的传统规制理论。 (二)行为垄断。 ∗ 原载《中国反垄断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年1 月第1 版。 ∗∗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 一个经济社会中称得上是自然垄断的行业是很少的，更多的情形是有数个具有相当市场 力量的寡头企业生产该行业的大部分产品。寡头市场的潜在危险是寡头企业通过形成卡特尔 组织或默契合谋联合操作市场，提高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扭曲资源配置。尽管一次性 博弈中，企业间的卡特尔协议和默契合谋是难以维持的，但在无限期重复博弈中，卡特尔协 议和默契合谋是可以维持的。寡头市场的另一种可能是，少数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通过“价格 战”消灭竞争对手，最终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寡头企业也可能通过设置进入障碍阻止潜在进 入者的进入。 寡头企业的这些反竞争行为是损害效率的。为了维持竞争秩序，政府需要通过立法和行 政措施限制寡头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反托拉斯法，如美国的谢尔曼法和 克莱顿法，主要是针对寡头企业的反竞争行为而制定的。 寡头企业反竞争行为的可能性与市场的集中度有关。市场的集中度越高，卡特尔协议和 默契合谋越容易维持。因此，反垄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限制单个企业的规模来降低市场 集中度。不过，限制企业规模也可能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政府要在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效 率之间作出取舍。 (三)法定垄断。 法定垄断是由政府的法律和政策造成的垄断。法定垄断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增强效 率的，另一类是损害效率的。 增强效率的法定垄断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为了实现 规模经济，政府将经营权特许给某个企业，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由于规模经济的一 个主要原因是巨额沉淀成本或固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