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传统文化价值观凸显之作.docVIP

《金陵十三钗》:传统文化价值观凸显之作[摘要]在当下回归传统的文化潮流中，努力去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成为很多导演的审美诉求。电影《金陵十三钗》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将影片和原著小说对比起来分析，其中较之原著或增加、或渲染、或改动、或消解的地方，恰恰是电影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凸显和传导之处。约翰神父之“侠”、秦淮妓女之“义”、李教官之“忠”、陈乔治之“信”，显示出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电影的显在支配力量和潜在渗透话语。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传统文化；价值观；“侠”“义”“忠”“信” 新世纪以来，张艺谋的电影作为“中国式大片”的典型——大牌的明星、绚丽的视觉画面和民族故事的外衣，成为很多导演的一贯套路。然而过度关注影片外在形式的华美绚丽而忽视内在精神深度的表达越来越被人诟病。“当下，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时刻，出现了一种回归传统的文化潮流。”[1]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而言，建构起一种既能践行大众文化发展诉求的叙事机制，又能在内在价值上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显得极为重要。坚守我们自己内在的文化价值观既是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又可以此来扩展文化认同的心理半径。因此近年来努力去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成为很多导演的一致审美诉求，如《赵氏孤儿》《十月围城》《落叶归根》《信义兄弟》等。电影《金陵十三钗》尽管是张艺谋导演瞄准全球市场的“冲奥”之作，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会发现影片的核心思想凸显的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当我们将影片和原著小说对比起来分析，其中较之原著或增加、或渲染、或改动、或消解的地方，恰恰是电影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彰显和传导之处。 一、约翰神父之“侠” “侠，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产生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之际。”[2]可见侠文化在中国历史之久远。中国文学中有诸多扶危济困、救人于危难的侠客形象，在国有“困厄之时”，人有“急难之事”时，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有慷慨赴危难、热血酬知己的聂政（《战国策》）；有“家无余财，衣不完采，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朱家（《史记》）；有“仰手接飞猱，俯飞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的游侠（《白马篇》）等。这些侠士以武艺强、重情义、知荣辱、忘生死的卓越人格，博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被后人代代传颂，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尚侠”之风。侠士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始终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被民众接受和崇拜。如果说西方的“骑士文化”更多强调的是贵族气质、温情守礼、忠诚信仰的话，那么中国“侠士文化”突出的就是侠肝义胆、疾恶如仇、扶危济困。《金陵十三钗》中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的约翰神父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中国“侠士”气质的人物形象。 影片将小说中原有的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纳多神父删减后，重新塑造了这样一个新角色。约翰是一位生活在美国底层的普通入殓师，来到中国只是为死去的教父做殡葬以赚钱谋生，他原本世俗、功利、贪财、迷色，就像《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那样的义士，诸多缺点反而使人物显得更加真实、丰满。他目睹日军闯入教堂对无辜女学生的残暴，“天下多有不平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他刮净胡子、穿上神父衣服的那一刻，就由普通人蜕变成一位“侠士”。他疾恶如仇，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进行大义凛然的怒斥；他武艺高强，一双巧手就将风情的歌妓一夜之间变成纯情的女学生，几下功夫就将报废的卡车变成送女学生出城的必要交通工具；他侠肝义胆，放弃了同乡告之的绝好的逃生机会，只身返回教堂去保护与他本无关联的女学生。至此，影片通过约翰神父这一人物形象传达了凸显“侠士”文化的审美诉求。尽管观众对约翰神父这一角色的喜爱可能是克里斯蒂安·贝尔演员的个性魅力，但更多的是这一人物满足了中国广大观众对“侠士”的崇拜和敬仰心理。 二、秦淮妓女之“义” 严歌苓的小说一开篇就采取了高度私人化的视角，惊醒女学生书娟的，不是炮声，而是“初潮”。通观小说全篇，女性的生命体验贯穿始终。玉墨曾伪装淑女勾引了书娟的父亲，书娟对其恨之入骨，玉墨在书娟面前想表现高贵，但最终还是“自惭形秽”。小说结尾以“十三钗代替女学生去赴约”作结，玉墨主动提出，其实这一举动是和她想改变自己在书娟心目中的低贱形象不无关系。 而电影的叙事意图要比小说宏大得多，编织的是一幅远超个体经验的历史画卷。影片淡化了书娟和玉墨的敌对关系，只是将其放置在妓女和贞女的不同阵营中，然后影片还通过几笔来表现这两者的相互和解和信任：一是躲避日军搜查时，女学生为了不暴露妓女藏身处而选择跑上阁楼，把危险带走；二是一个妓女在追猫时暴露了，被急中生智的女学生巧言救下，突出了不同女子之间的一种姐妹情义。对“十三钗代替女学生去赴约”这一情节，更是浓墨铺陈，大肆渲染，将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义”张扬到了极致。玉墨在影片里说，“谁说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