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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舞容及颂诗关系看《大武》在典礼中应用
从舞容及颂诗关系看《大武》在典礼中应用摘 要:《大武》舞容与颂诗内容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学者从舞容所代表的意义去考察《大武》所用颂诗的方法是不合适的。《礼记》孔子与宾牟贾的对话、《左传》“季札观乐”、诸侯各国对《大武》的僭越行为等,都说明《大武》舞容与所用颂诗之间存在一定的游离关系。从舞容与颂诗之间游离的角度来看《大武》的用诗情况,会更加清晰明了。在具体的祭祖典礼中,从三献起开始演奏《大武》乐,《周颂》中的祭祖诗根据不同的祭祀种类和对象进行分分合合。在“九献”之内,《大武》作为祭祖诗的背景音乐,并不限制或影响新的祭祖诗的产生。“九献”之后,天子亲帅群臣舞《大武》,此时歌唱《维清》、《武》、《酌》三首诗。
关键词:《大武》;舞容;《周颂》;祭祖诗;祭祖程序
《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可见,《大武》乃有周一代之大乐。综观前辈学者关于《大武》舞容的讨论,笔者认为仍有进一步阐发和解释的空间。
自朱熹以来,讨论《大武》乐章时,学者多引《左传》和《礼记》中的两段文字。一是《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
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
另一是《礼记·乐记》中的“孔子之语”:
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
学者在运用以上这两则材料时,基本上都有两个共同的倾向:一是把“楚子曰”中的《武》等同于《大武》,二是把“子曰”中的六成舞容当作颂诗所描写的内容。关于第一点“楚子曰”中的《武》非《大武》,笔者已在《西周〈大武〉乐章新论》一文中加以论证。在此,笔者将结合《大武》乐在具体典礼中的运用,来探讨《大武》舞容与颂诗的关系。
一、各家对《大武》舞容的讨论
统观前辈学者对《大武》乐所用颂诗篇章和次序的确定,多有不同,如王国维认为《大武》所用颂诗依次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高亨确定的篇章和次序是《我将》、《武》、《赉》、《般》、《酌》、《桓》,杨向奎确定的篇章和次序是《武》、《时迈》、《赉》、《酌》、《般》、《桓》……这样的列举还可以持续很长,几乎任何一个讨论《大武》乐章的学者都能提出自己的编排方案。
针对《大武》乐章用诗的情况,虽然编排的方案人言人殊,但这些众多的方案之中却或显或隐地存在着共同的心理诉求,即《大武》“六成”舞容与所用颂诗一一对应。也就是说,自朱熹以来的学者们认为,孔子所说的《大武》“六成”舞容每一部分所表现的内容必须有一首颂诗的内容与之相应。以《大武》的第一成“始而北出”为例,“始而北出”代表着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所以学者们认为用于这一成的颂诗也必须表现武王出征的内容。如高亨说“周人出征也必先祭祀祖先,祈求祖先的保佑”,而“《我将》正是说的这回事”,于此他把《周颂·我将》定为《大武》乐章的第一首,并说:“《我将篇》的内容与《大武》舞第一场所象征的故事是完全相符的。”①对于高亨的分析,不乏有反对者。他们的立论依据是《我将》并非出兵征战之诗,与《大武》第一成的舞容并不相符。②与高亨相比,孙作云把《酌》定为《大武》乐章的第一首,他说:“《大武》舞的第一曲是表演北出的,即表演武王帅兵北伐之事,……从《酌》篇所反映的军事政治情况来看,……一定是讲武王伐纣的,是《大武乐章》的第一章。”③对此,有学者反驳说:“《大武》首章表现的是始而北出,而诗篇(《酌》)却唱时纯熙矣——现在天下一片光明了。难道周家军队刚刚兴师南下(北上)之际就能高唱天下光明了。”④
从以上学者所论可以看出,无论是立论还是驳论,他们都把第一成“始而北出”与颂诗的内容相对应起来,即强调颂诗内容必须与武王出征时的情景或精神状态相符合。除了第一成之外,学者对《大武》其他部分的用诗也是这样要求的。因此,按照《大武》六成的舞容,“按图索骥”地在《周颂》中寻找相应篇章,学者们多找出六首或七首颂诗。⑤
由上述所举学者观点可以看出,前辈学者在讨论《大武》用诗时,存在的共同点即是将孔子所说的《大武》舞容与颂诗所表现的内容一一对应,即自朱熹以来学者讨论《大武》乐章的用诗时,除了明确地把《左传》“楚子曰”当作基点外,还有一个更为隐蔽的基点——《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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