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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重建共识助力改革经济学者华生是设计“双轨制”的参与者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对生产资料等价格进行严格管制，即使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这种情况严重扭曲了价格体系，导致了价格规律的失衡- - -由于无法通过市场了解供求关系，很难形成“理想价格”。当时虽然价格改革已成共识，但由于其触及诸多部门的利益甚至于经济体制，对于如何进行价格改革，产生了不同意见。 一个意见是主张彻底放开价格，一步改革到位，被称为“放”派。另一个意见的是可以像收音机搜寻频道那样“微调”，不断地向“理想价格”靠拢。是“调”是“放”，成为当时中国整个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 1984年9月在“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上，代表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展开激辩。华生等人则提出了“调放”结合的观点。 这种后来被称为价格双轨制的设想，希望利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此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 这种过渡型的价格改革思路，成为此次会议的一个成果。嗣后，“双轨制”作为一种广义的改革策略在多个领域推行。赞同者认为，它最大限度调和了不同心态、利益者的意见，为推进改革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然而，正如人们所知，由于“双轨制”也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它在最近10多年来受到不少人激烈的批评。 华生坚持认为，“双轨制”是中国改革实现稳妥过渡的必要路径。在价格改革完成之后，“生产要素的价格双轨制，土地、劳动力，这些都要解决。”这也正是他目前研究的主要领域。 华生认为，改革伊始，不同群体、阶层就拥有不同的心态和利益。只是面对严峻的形势，当时产生了相对而言最大的共识：推动改革。时至今日，在改革进入“深入区”的背景下，也只有再次形成共识，才能推进改革的深入。 先推进经济改革是必然选择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参与改革设计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整个社会似乎比以前较难达成共识了？ 华生：今天我们的确面临着重建改革共识的问题。我觉得关于改革全国意见最一致的时候，其实是1976年。那时大家都反对极左，体制内外呼声一致，那是全面的共识。 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举国上下的共识，但也已经表现出意见不一致，在改革目标和路径上存在分歧，比如争论是要“四个现代化”还是“五个现代化”。 当然，经济改革本身，市场搞多大，开放走多远，也是在分歧中不断推进的。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一种认识是，因为经济改革比较容易，所以先推进这个领域。作为当年改革方案设计的亲历者，你如何看？ 华生：我觉得还不单单是因为哪一个领域复杂和困难的问题。这里存在路径选择。当年的苏联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而中国经过这30年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了现在一个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此外，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先认识1979年时中国的社会基础。在那样一种普遍贫困、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利益极度单一化的情况下，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否则前途非常值得怀疑。 要搞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这个社会要出现利益分化，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发育成熟，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制衡。而1979年，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还没起步，中产阶层、商人群体等都还没有产生，社会是很简单很脆弱的。只有在一个成熟社会才有文明博弈的可能。 重建共识有四个基础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一些对于加快推进政治改革的呼声，认为可以此解决贫富差别、腐败以及道德滑坡等等问题。 华生：首先，道德衰落、人心不古、贪污腐败，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有。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能听到他们本国人这样批评自己。看看世界史就可以知道，所有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特别在进入市场化、商品化的阶段，都会出现道德滑坡、社会物质化、拜物教盛行等等。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关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离我们最近的例子是许多东亚国家，他们倒是有从西方学来的民主形式，但腐败程度比起中国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问题跟政治体制可能没有必然联系。 现在一些人动不动就会把在社会转变过程当中的所有问题都算到政治体制的头上。其实，这中间有的问题可能跟它有关，有的可能并没什么关系。 我们要客观分析，也应该有心理准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比如道德滑坡、贫富差距、贪腐问题等等，靠政治改革就都能解决。有的通过改革能够好一些，也有一些问题短期内可能还不会得到彻底扭转。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现在存在一定共识的东西都有哪些？ 华生：我个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