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4年人文北京的构建研究综述.docVIP

　　2013—2014年人文北京的构建研究综述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人文北京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对北京城市发展所做的新的定位，也是北京在未来几十年全面发展的方向。按照这一定位要求，就文化建设而言，北京不仅要进一步明确城市的文化战略、调整城市文化功能布局，而且要在提升公共文化设施、构建智慧城市的基础上，发挥首善之区的表率作用，建设宜居文化。在这一年度中，北京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相关指示精神，在人文北京建设与研究中，直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与新的进展。 　　一、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 　　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设立的总目标，在这一命题中，文化是重要的内容，它涉及文化体制改革等诸多重大问题，关系到文化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北京的诸多学者在这一宏观性的视域中，结合北京文化的发展实际，对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探讨。 　　第一，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是个系统性工程。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整体统筹，分步实施。高小平从国家战略高度阐释了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意义，指出这一转变意味着党和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中在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正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变。 　　而这一转变的根由在于新的生产力要逐渐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生产关系。对这一转变，祁述裕指出着力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和文化善治转变，需要协调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中，形成国家的文化治理体制机制。金元浦在描述文化治理新体制机制形成时，将其概括为顶层设计、辩证施政、历史理性、改革激情。他认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在顶层设计中统筹文化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注重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多元的发展中努力寻求发展文化和发展产业之间的关系，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平衡点。在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战略中，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应发挥文化中心的示范性作用，在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的建构中发挥表率作用。余钟夫指出，北京处于现代化的后过渡时期，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要在符合城市发展性质和国家总体改革方向上率先探索。 　　第二，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在于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是规范北京市乃至我国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安排，符合实际发展的文化体制，能有效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激发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在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陈少峰认为，改革任务就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释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在这一改革中，面临着来自行政阻力、内容产业乏力的困难，因此，应通过转变职能、合并部委、压缩审批权等方式，发挥市场的作用，形成真正的服务型政府。陶东风在阐释这一问题时，认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包括以顶层设计为核心的文化治理的制度建设和以制度执行为核心的文化治理能力建设。 　　在此陶东风着力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指出突破计划体制的惯性束缚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因此，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是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正是基于此，张晓明、章建刚等指出，随着文化体制改革逐渐涉入深水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正在从政府主导的启动阶段走向依靠市场内生动力发展的新阶段，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换挡期。 　　与陈少峰、陶东风等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同，熊澄宇、王家新等认为在改革中应注重文化建设主体的重要性。熊澄宇在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中，较为侧重文化主体的多元性建设。 　　这种多元性表现在管理的多元性、创意的多元性、生产的多元性和消费的多元性四个层面，其中管理的多元性侧重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意的多元性侧重于文化内容的差异性，生产的多元性侧重于企业的性质及类别，而消费的多元性则与市场发展水平、区域空间以及消费水平等密切相关。与熊澄宇不同，王家新对文化主体的讨论则是以文化企业为具体的对象，剖析了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 　　王家新在对当前各地文化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分析时指出，北京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成立了文资管理专门机构，但专业化管理仍处在起步阶段，与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四管相结合的要求相比较，仍有较大差距。 　　可以说，在这一大的改革转向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亟待思考的问题。一些论者结合北京实践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黄茹、陈博群等分析了北京文化资源的评价及开发利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