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前、中的农村金融合作思想.docVIP

　　中国抗战前、中的农村金融合作思想 　　中国农村派是民国中后期一支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农村经济学研究群体。它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改造中国农村社会为主要任务，以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期刊《中国农村》为主要阵地，聚集了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千家驹、冯和法、骆耕漠、姜君辰、孙晓村、狄超白等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结合深入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论证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现状与经济性质，批评了各种改良主义思潮，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元素。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商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大量资金涌入都市，出现了都市资金臃肿和农村资金枯竭的矛盾局面。广大农村资金缺乏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民无法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又助长了农村高利贷的猖獗，加剧了地主和商人对贫苦农民的剥削。为了挽救农村经济，在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银行界的主导下，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信用合作运动。 　　一、抗战前的合作金融思想 　　（一）对信用合作社整体绩效的评析 　　1927-1937 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努力倡导，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信用合作运动发展非常迅速。据统计，仅 1928-1935年，全国的合作社就由933 个增加到 26 224 个，社员由 27 000 人增加到1 004 402 人，分别增加了 28 倍和 37 倍。 　　从数字上看，合作金融事业的确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它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所起的作用实际如何呢?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农村派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1. 信用合作社在农民借贷中的地位十分有限。骆耕漠根据 1933 年 12 月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在江浙陕甘等省举行全国农民借款的调查结果（见表 1）中发现，信用合作社在农村现金贷款中所占的比重仅是 1.3%,可谓微乎其微。而农民向地主富农商人钱局等所借高利贷，则占 90%以上。显然，农民深陷在地主富农和商人的高利贷盘剥之中的局面未因信用合作社的建立而有太大改变。 　　另外，与内地农村流入都市的现金相比，银行界对农民的贷款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骆耕漠在《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一文中引用银行家林康侯的话指出，年来银行界对内地农村的贷款，一共不过四五百万元，而内地流向上海来的现银，每月的入超额差不多总有五六百万甚至一千多万。 　　由此中国农村派得出结论：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倡导信用合作运动，但农村资金的流出量仍远远大于流入量，信用合作社引导资金流动的作用并不明显。 　　 　　2. 信用合作社的人均普及率仍然非常低，这可以从合作社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较中看出来。李紫翔在《中国合作运动之批判》一文中做过详细统计，就社员与人口的比较上看，陕西的比例最高，亦不过 6permil;，广西最少，不及万分之一，有合作社之省区的总平均亦不过 4permil;，如以全国总人口计算，更只有2permil;。 　　上述各省尚且是信用合作事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合作社普及率竟是如此之低，对于较边远的省份，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可以想象会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3. 信用合作社的地域分布很不均衡。李紫翔对1931-1935 年的合作社分布情况作了考察，发现少数的交通便利和较富庶的省区，如江、浙、冀、鲁、皖、赣、豫 7 省，占全国合作社的 76%以上。在不同的省市之间，拥有的合作社数量有很大差异：上海占有123 社，江苏平均各县有 67 社，而广西每 10 县才有1 社。不仅是各省之间，即便是省内的各县市之间，合作社的分布也不均衡：如河北省的合作社主要集中于产棉花的西河一带，河南则主要集中于产棉和烟草的区域。 　　可见，不同县之间的合作金融事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平衡的。 　　4. 信用合作社的借贷条款普遍无法适应农民的实际需求。这首先表现在信用合作社放款需要抵押品上。贫苦农民往往因为没有抵押品而借不到相应款项，而不事生产、专事高利贷的地主和富农，因有较多的抵押品而获得信用贷款，他们贷来的款项一般仍用作放高利贷。其次，农贷放款的额度少、期限短，不利于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因为通过信用合作社向农民放款的主力是商业银行，他们均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向农民的贷款一般数额少、期限短。 　　如何看待中国农村派的上述观点呢?笔者认可中国农村派所提到的诸多数字事实，也认可其对合作金融弊端的分析，但不完全认同其结论。第一，面对全球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颓势，信用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其加速下滑的作用。 　　倘若没有信用合作社，农村的金融状况肯定更糟糕。 　　显然，中国农村派更多地看到了信用合作社在复兴农村经济中的不足，而没有谈到其对阻止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