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程梳理.docVIP

　　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程梳理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试图就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笔者倾向于将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个时间之前的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与之后的所谓环境人类学(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在理论取向、实践立场和研究方法等众多方面都存在着布罗西斯(Peter Brosius)所说的显明的断裂。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陷于自然-文化的两分法,其研究视野也往往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地方社区,并且持价值中立的立场。 　　20世纪80年代转向之后的环境人类学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二元论,并且将原先文化孤岛上的环境议题与更大的政治、经济和话语场景联系起来,同时带有更为强烈的政治批判性。简而言之,环境人类学以其综合性、批判性和参与性的特点区别并且超越于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 　　从生态到环境的变化过程说明了人类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改变,人类学不再把所研究的对象视为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的一员,而环境更能反映人类位置的实际状况。环境是开放的,生态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封闭的。这种变化明显地与近三十多年来人类学的自我省思及全球化的加剧密切相关。 　　二、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类学的生态研究 　　我们大致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阵营侧重于自然的研究取向和侧重于文化的研究取向。前者主张自然决定文化,而后者则认为是文化形塑自然。但无论哪个阵营,都将文化分析的范围限定在边界明确的、稳定的和自我调控的地方实体中。 　　(一)侧重于自然的研究取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的环境决定论主张环境对文化形成和演变具有积极作用,认为环境是文化的原因。赫斯科维茨对环境决定论的定义是一个民族的住所环境是形成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环境决定论以德国地理学家和传播论者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的人类地理学为代表,从气候、地形等环境因素来解释文化的类型和分布。 　　另外,英国的亨廷顿(E.Huntington)和巴克尔(H.T.Buckle),美国学者费克斯(J.arvinHarris)的文化唯物主义也同属此一阵营。哈里斯将人类文化分为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结构三个部分,他赋予基础结构最为重要的地位,认为它与人们的环境适应和生存直接相关,因此决定结构和上层结构。最有名的例子是对于印度圣牛信仰的解释。哈里斯认为人们的信仰并不仅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也因为牛在印度的农业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犁地、产出肥料、燃料和牛奶等。 　　如上所示,侧重于自然的研究取向将自然作为一种客观和本质的存在,一种纯生物和物理的事实。自然提供了建筑一切人类社会和文明形式的外在空间和材料,因此对于文化现象的解释必须诉诸其自然基础。借鉴生态学、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它关心一定的文化和经济手段如何在当地人适应自然中发挥重要的功能。但是,正如谢继昌等一些批评者指出的,这种解释也常常落入生物、生态、经济和技术简化论的陷阱中。 　　(二)侧重于文化的研究取向 　　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的博厄斯(F.Bo-as)、克鲁伯(A.L.Kroeber)、威斯勒(C.arcel Mauss)对于爱斯基摩人的研究也是上述思路的一种延续。爱斯基摩人在冬季和夏季有两套截然不同的组织方式、法律道德体系、家庭经济和宗教生活。莫斯认为这种社会生活的差异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的节奏的作用,是社会本身的需要,而非像环境决定论者说的那样是适应自然物质环境的结果。 　　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理论是对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继承与修正,他将重点放在人类认知的象征主义方面,关注人类思维的一般语法和结构,比较轻视对经验现象的意义和内容进行研究。他很少谈自然和自然现象的本来面目,而是着重人类思维对它的操作和处理。比如某些自然物种被选为图腾物种,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受到人们敬畏、尊奉或嫉妒的生物,而是因为它们对思考有好处,它们可以感知的实在是各种观念和关系的体现。 　　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论注重的是人类的思想机制(怎样领悟自然界、分类事物和操作范畴)在人类从动物性到人性,从自然到文化,从感性到知性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象征人类学学派继承了结构主义重视象征分析的特点,但拒斥其关于人类思维结构普遍性和一般性的主张,转而寻找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知识。他们认为,文化是人们编织的一套意义之X,它想象和构建了环境,文化对于环境的作用通过界定环境、赋予其一定的真实性和意义来实现。同时,不同的社会也有不同的概念模型和定义世界的方式。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以康克林(Harold Conklin)、伯林(B.Berlin)等人为代表的民族生态学家对当地人的环境观念进行了大量探索。民族生态学考察的内容包括当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