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生态、社会基础和发展取向分析“项目下乡”起因与发展方向.docVIP

　　从政治生态、社会基础和发展取向分析“项目下乡”起因与发展方向 　　项目下乡是新世纪以来嵌入到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近年来，在发展和福利主题下，几乎所有的建设和公共服务资金都专项化和项目化了，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论及的项目下乡,如折晓叶、渠敬东等人所界定的那样，特指各级政府通过对村庄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一种公共事务管理方式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国家推进城乡一体化与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战略安排，也是国家实施服务性渗透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围绕项目现象，学界主要着眼于国家宏观体制、政府行为、治理等视角解析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影响因素、社会效应和溢出效应。笔者认为，现有的讨论并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少从国家转型与整合的角度研究项目下乡的发生原因、发展方向。二是项目下乡形成的宏观政治生态、社会基础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项目下乡如何发生，从哪里来，宏观背景、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在实践中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一组相互关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这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得不到有效阐述，项目下乡出现的必然性与局限性、战略布置与深层意涵等基础性命题也难以得到有效解释。基于上述，本研究从政治生态、社会基础和发展取向等层面对项目下乡展开政治社会学考察，从功能角度透视项目下乡的发生原因与发展方向，对已有的研究作一个重要补充。 　　一、服务型国家-城乡差距-治道变革： 　　项目下乡的背景任何制度的导入都不是随心所欲的，都必然在一定的时空中发生、发展与变化，我们应将项目下乡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探究。如马克思所说：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当代中国项目下乡的历史条件与背景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作为城乡一体化与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战略安排与实践活动，项目下乡是在现代化背景下，伴随现代国家建设从汲取型向服务型国家转型的新阶段产生的。服务型国家建设的到来意味着原有政府的假定、角色和治理模式将发生相应变化，以适应乡土社会的变迁。第二，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下乡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国家治理策略发生变革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服务型国家、城乡差距和治道变革是我们理解项目下乡背景的三个关键词。 　　现阶段，项目下乡是以现代国家建设，特别是从汲取型国家向服务型国家转型的新阶段为基本背景的。区别于传统国家，现代国家具有三大基本特质：一是要求实施一体化统治，其管治能力空前强大，延伸至社会每个领域，直达乡村田野；二是国家权力渗透的同时包含公共责任的提升与合法性的论证；三是国家主权在民，凡是国家成员均是平等的公民。 　　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明冲击和扩张的情况下，中国被迫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开始了对乡村社会的现代性改造。无论是晚清的农村改革，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农村建设；无论是新中国的集体化运动，还是新时期的村民自治，就其总的历史状况和目标而言，都是国家力图将离散的乡土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百年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体制是围绕便于从农村汲取资源的总体目的而建构的。正如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的百年进程中，我国的主要目标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不得不从农村汲取资源，并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汲取型国家建设逻辑与治理模式直至20世纪90年代也没有多大改观。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可以发现，在1990至2006年期间，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长期以来只占到财政支出的2.15%,这反映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资金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 　　其结果造成了国家治理的高成本低效率，更带来了乡村衰败，加剧了城乡差距。 　　区别于20世纪的农村境况，21世纪初的城乡差距已不再表现为农民的缺吃少穿，而表现在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滞后上。 　　据统计，至2005年，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有近7000万户农民的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6%的村子还没有。农民手里没有钱，农村各项经济社会事业投入不足，后果不仅是缺水少电、交通不便等影响到农民生活质量，甚至基本的看病就医、读书上学也难以满足。据卫生部估计，全国农村人口中有40%至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如何在城乡差别业已分化的背景下构造国家与农民的认同机制，增强现代国家权力渗透与乡村整合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构成了21世纪以来的重大战略命题。如同亨庭顿所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