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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空间地理分布检验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 　　一、引言 　　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 9.9％，中国经济以其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令全球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却日益受到质疑，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过程的大量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超过俄罗斯而成为居美国之后的第二消费大国。2009 年，中国碳排放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要求承担减排义务的巨大压力。在2009 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政府首次提出降低碳强度目标，即争取在 2020 年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0%~50%的目标，这是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一个质变。碳强度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指标，该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即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研究碳强度的驱动因素，有助于为决策者制定未来的能源消费政策及碳减排政策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依据，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经济活动与能源消费的空间分布会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一个地区采取若干公共政策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政策，这意味着邻近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缓解社会问题与经济发展的策略，研究碳排放强度的地理分布有助于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政策(Brueckner)。中国各地区能源消费量极不平衡，地区间碳排放可能存在显着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因此，实现碳减排需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空间相关性、异质性和外溢性。 　　图 1 为我国 1995-2011 年平均碳排放强度分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西部地区是高碳排放强度的集聚区域，其中，山西、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省份的平均碳排放强度最高。 　　而东部沿海地区是低碳排放强度的集聚区域，其中，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的的平均碳排放强度最低。碳排放的空间溢出与经济距离有关，一个地区制定节能减排政策会对邻近地区的相关政策产生外溢效应，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变动可能会波及到本地区碳排放强度变动 （Conley 等）。将空间效应纳入研究体系，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地理分布检验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对有针对性地制定碳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设立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与结果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1】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采用时序或面板数年据研究了碳排放强度及其动因。一些学者认为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对碳排放产生重要的影响，arkandya证实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收入差距降低 1%会导致它们之间的能源强度减少 1.02%，即人均 GDP 与碳排放强度成反比例，类似的结论还有 Fan、Shao[2]。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关注 FDI 与碳强度之间的关系，Mielnika 等使用1970-1998 年 20 个发展中国家数据，研究这些国家碳排放强度与 FDI 之间的关系，发现 FDI 带来伴随着现代科技扩散与推广有助于碳强度下降，即 FDI 与碳强度成反比。Kivyiro 等[3]研究了六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能源消费、碳强度、经济增长与FDI 之间的关系，发现肯尼亚与津巴布韦 FDI 增加了碳排放强度，支持了所谓的污染天堂，而刚果共和国、南非、赞比亚等国家 FDI 与碳强度成反比关系，即支持了所谓的乐观主义派。Omri 等[4]使用 1990-2011 年全球 54 个国家面板数据碳排放强度、经济增长与 FDI 之间的关系，认为 FDI 有助于降低全球碳排放强度，因为它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包括技术转让、管理技能和国际营销技能的扩散。也有一些学学者认为碳排放强度与人口密度有关系，如 Glaeser 等[5]发现孟菲斯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碳排放量越少。Almond[6]发现提高人口密度，发展紧凑型的城市发展模式有利于减少生活碳排放，其原因是人口的聚集效应会优化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空间分配，进而提高能源生产与使用效率。 　　以上文献丰富了碳排放强度驱动因素的研究视野，但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大部分文献只考虑经济发展和 FDI 对碳强度的影响，但忽视了诸如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二是已有文献使用了普通面板计量方法，但假设跨辖区的横截面都是独立的，忽视了临近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Anselin[7]等指出，本地区的特点可能取决于它的邻近地区，简单使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或普通面板忽略了空间的依赖性，其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其统计与计量分析的结果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碳强度存在很强的空间联动性，空间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