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治理的董事寻租行为研究.docVIP

　　基于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治理的董事寻租行为研究 董事会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决定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成败。目前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用规范的公司制标准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改制依然不够彻底完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也还不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董事会建设相对滞后，不仅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甚至徒有其表、形同虚设。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治理下董事会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董事与经理人高度重合，内部控制权责不明；董事群体的专业构成不合理；董事会独立性不够；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政企难以分开，产权问题难以明晰等。这些问题滋生出了董事会成员以追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为目的的各种各样的寻租行为。 　　一、寻租内涵以及国有独资公司租金 　　（一）寻租的内涵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租金是指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是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须的最小的额外收益。阿弗里德·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他认为租金还应包括与经济租相近的准租金（可供使用的资源供给量只是在短期中暂时不受对其支付额多寡的影响的租金），也就是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发现，政府的政策干预与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也能形成超额收入。自此之后，租金的概念不断的被拓宽。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认为租金是指某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那部分剩余。现在总的趋势也是把租金定义为由于不同体制、权力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在寻租理论中，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而产生的差价收入，这里的供给缺乏弹性是人为的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阻止供给增加的结果。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寻租是指那种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寻求这种租金的行为就是寻租行为，其本质是通过寻求垄断和特权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贺卫通过比较寻利和寻租，认为虽然都是出于经济人的逐利动机，但是寻利不需要借助政府的干预，是由“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人去从事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社会的活动，寻租则是力图使“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或利用“看得见的手”去抑制“看不见的手”的损人利己的活动。 　　（二）国有独资公司租金寻租理论的研究以塔洛克（Gordon Tullock）和布坎南（James M.Buchana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以克鲁格（Anne O.Krueger）和巴格瓦蒂（Jagdish N.Bhagwati）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学派较为代表性。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在垄断形成之前，当事人为达到目的会采取各种方法，包括雇人游说、贿赂官员等进行疏通活动，而从事这些活所消耗的资源原本可以用于创造新增财富的生产活动，从而造成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当事人在垄断形成过程中的所进行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寻租活动。也就是说寻租是那种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塔洛克，1999）；当制度从有秩序的市场移向直接政治分配的几乎混乱状态的时候，寻求租金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出现，寻租就是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中的行为，即个人竭力使价值最大化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布坎南，1988）。布坎南对寻租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一是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的；二是限制寻租就要限制政府。可见，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的是：政治过程（权力或制度）产生了租金；寻租投入的资源是一种社会浪费；寻租成功者在获得利益的同时给别人造成了损害；寻租实际上是一种负和博弈，寻租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大于寻租收益。国际贸易学派用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UP）这一概念来涵盖和取代寻租活动，直接”是指直接产生于权利而不是借助于生产过程；“非生产性”是指这些活动产生金钱收益，但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与劳务，也不生产投入到这些产品与劳务生产的投入品，它不能扩大社会生产规模，甚至还会因垄断而缩小社会生产规模，所争夺的是既有的生产性利润（李正军，2000）。DUP概念进一步扩大了寻租的范围，包括以直接非生产活动取得利润的各种途径。DUP不仅包括权利寻租，还包括将资源用于鼓励创造额外收益的政策干预（如通过游说、疏通活动要求实行或继续执行进口配额制度或对进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和为赚钱而逃避政策限制的活动（如利用合法进口和非法进口的差额取得特殊收入的走私、放私等逃税活动）（贺卫，1999）。同寻租相比，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UP）的概念更加清晰，并将违法寻租行为纳入了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UP）的范围。这种学派认为寻租就是通过从事非生产性竞争活动，获取某些行业或项目的独家经